学术史与思想史关系的讨论及其反思

在中国,西学东渐之前,文史不分家,做学问也不重分类,一个学者治学可能涉及诸多领域。如,梁启超自言于文史两样都有兴趣,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这种传统影响至今,很多学者涉猎仍然很广泛,如,季羡林、李锦全等一些老一辈的学者,他们都谦称自己为“杂家”。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界总是将思想史与哲学史混同起来研究,于是有上世纪80年代《哲学研究》发起的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讨论①。近十多年来,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史又纠缠在一起,于是,近些年来关于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史关系的讨论…     

政治文化和民主的本土基础--中国现代思想家的一些思路

政治文化涉及"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范畴;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双重要求.在如何培育民主的政治文化、加强民主的本土基础方面,包括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内的不少中国现代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思路为我们今天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启发.     

历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二元分裂到一元论的缝合——析戈德曼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历史分析

本文主要讨论了戈德曼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史的看法。他以事实与价值的一元统一的科学人学为逻辑尺度 ,区分了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二元论情境 ,以及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的基本转变过程     

科学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由于文化对于科学发展乃至对整个社会有着重大深远的影响,因此它应当作为科学思想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考察。通过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简单比较,可以看出科学文化是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文化,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佛学与理学:迈向现代思维一个必经的阶梯

自西汉以后,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就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来说,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会的历史。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便不能只孤立地研究儒家思想,还要同时研究佛道思想。否则,不能把握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貌,也无法了解儒家思想的发展。而由于与道家思想相比,佛教思想具有更丰富的理论内容和更精致的思辨结构,对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家思想的发展影响更大,所以,对佛教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佛儒两家思想既相互汲取又相互排斥关系的研究,便显得更为重要了。     

论先秦黄老学对百家之学的整合

黄老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充分争鸣的产物,并最终“压倒百家”,成为战国中后期真正的显学。黄老学之所以能够“压倒百家”,是因为其学说在理论结构上具有超越于百家之上的明显优势,这一优势的获得,来自于对百家之学的整合,特别是对道、法、儒这三个最主要学派的基本理念的优化整合。     

学术史研究：“提纲挈领”作用

学术史研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为人们所关注起来的，现在这个学科已经初具规模。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同时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著作，如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余三定的《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李明山、左玉河主编的《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等等。这些著作从宏观上对中国的学术史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和说明，对人们认识和了解学术史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中国思想史影响中国文学史关系的思考

研究思想史对文学史的影响 ,必须分清各类思想与文学创作及文学史的疏密深浅关系。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概念与范畴也有宽窄之分 ,这必然涉及到思想史对文学史的影响关系的不同认识。文章认为 ,文学与文学史在内涵上是有所不同的 ,文学史所涵括的方面也有异于文学作品之处。文学史应以文学本体及其演变史为核心 ,其中思想史的成分应适当 ,以免淡化了文学史的主体     

秦简《为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从其集锦特色谈起

本文通过对《为吏之道》与相关先秦文献的疏证,否定了前人关于其思想主体的法家说、儒家说和道家说,认为它杂取先秦各种思想于一体,具有集锦特色。作者认为,这一特色使得《为吏之道》具有以下的思想史意义:它体现了那一时期思想文化的融合趋势,从草根文化层面体现得如此集中明显,在此前的传世文献中尚未发现;这一特色也告诉我们:先秦诸子有着共同的思想、文化资源、相似的知识背景、话语平台和相近的问题意识;在法术家思想大行其道的秦代,《为吏之道》的思想基调与儒道思想更为接近,证明了儒道思想的生命力。考虑到这份材料只是针对基层官吏,故不能将《为吏之道》视为秦代思想世界的简单化约,专制者所奉行的还是法家思想;《为吏之道》更多技术层面上的守则,缺乏儒道创始人对于大道的关怀,这又是其思想史意义的局限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