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本治理及其启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视域下的资本

中国古代社会积累了丰富的资本治理思想和实践。通过对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仅很早形成了对资本正反作用的辩证认识，而且在传统经济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对民间资本和官营资本的不同态度。与此同时，由于认识到了资本无序扩张导致的政治、经济风险，中国古代政府探索了一套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层面的治理措施。传统社会资本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我国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法学研究中的历史分析方法

在法学研究中，历史分析方法是源远流长的一种研究方法，以探寻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和法律观念的历史流变与演化脉络为己任，既梳理宏观的制度、思想的发展进化，也注重个别制度、观念的发展脉络及内在逻辑，以此增强法学研究的深度、广度。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等学者即为娴熟运用此一方法的杰出代表。在历史分析方法的基本路径上，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相关历史资料，中立地采纳“信史”作为论说的依据；寻找思考历史问题的最佳视角，清晰地展示制度、思想、观念的演变历程；形成可信、科学、合理的研究结论，达成鉴古知今、回应现实的研究目标。在历史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上，则有法律制度史的研究、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和法律观念史的研究等不同客体，意在通过历史上的制度、思想、观念的脉络梳理及理论证成，并且立足于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勾连，揭示当代法律何以如是以及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这与法律史学重在描述和归纳有较大的差异。     

李贽平等宽容思想探赜

李贽平等思想传世的几百年间，因其超越时代的开阔与锋芒而常常被学人论及。而他的宽容理念特别是“恒顺于民”则或困于时代所限，或由于“异端”过甚，或源于世人认知不足，未能得到应有的阐扬。从承续、整合与创新三个视角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李贽平等宽容的理念和思想，把握李贽“疑”与“胆”的思想武器，进而还原其先进与新锐所在，有益于领悟李贽敢于怀疑批判的抗争精神与思想解放的启蒙品质，并能更为真切地定位其在思想史中的历史坐标。     

以今释古：现代“小说话”品评“四大奇书”的思想史意义

基于现代社会情境及文化语境等“复合性思维”,现代“小说话”意图在以今释古的策略中重构“四大奇书”的时下意义。它以批评者的阅读刺激为先导，寻求“四大奇书”可被识别和构建的话语符号，重点探讨其“奇”趣的存在形态与经典的构建渠道，呈现出“主体间性”式的品评特性。作为现代人寻求精神释放可能的重要方式，现代“小说话”以“四大奇书”经典构建为契机的知识活动在关注批评对象特征与意义的同时，强调批评者自身的知识经验对彼时相关批评的导向引领。对此类批评现象的揭示能够探讨“小说话”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典范价值，亦可对现代文学批评、文化变革及世人群体状况的互动情形展开讨论。     

如何在中间地带重思中国研究?——以欧文·拉铁摩尔旅英期间的活动为中心(1963—1970)

在研究中外史学交流时，不能忽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域外中国研究的转型。欧文·拉铁摩尔这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美国学者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关注。若以“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的视角回顾拉铁摩尔的活动，有望突破史学史研究专注于史著文本，以及侧重某一流派和史观所可能带来的研究视角上的局限。史学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并非进一步将史学史限制为史学思想史，而是吸纳思想史研究的特长，即关注广义上的文本、超越具体事件和打破国别的限制。因此，利用演讲稿和传记作为史料讨论拉铁摩尔缘何在1963年前往英国利兹大学创办中国研究系，此举又如何与他的史观呼应，则不仅能充实现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外史学交流的研究成果，也能呈现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视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即书写能更好地与其他领域对话的史学史，更为充分地展现史家的主体性。     

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语言和观念史考察

百年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史可以扼要地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前50年为“初兴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沉寂时期”;改革开放后为“复兴时期”。从语言上看，现代汉语中的政治哲学译名源于日译著作，于20世纪初在汉语学界出现，但作为具有独立学术、学科意义的政治哲学，则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步确立。从观念上看，初兴时期以“政治理想”为关键词来定义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则以“权力、价值、规范、正当”等一组关键词来解读政治哲学。现代汉语的政治哲学观念大体上通过三种进路形成并展开：内在性进路、外在性进路和历史性进路。从学术形态上看，早期政治哲学较弱的学科意识，及其语言和观念形成的复杂历程，造就了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中“以政治思想史撰写政治哲学史”的学术传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亦逐步变成显学。梳理百年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对于当前中国政治哲学学科的发展，或许可以提供学术史支持。     

《史记》中的“诸子”

古代哲学“诸子”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倚赖早期史书的记述，其中，司马迁的《史记》至为重要，它提供了一系列篇幅不一的战国思想家传记。然而，在这些叙述中，个人的生平、思想和著述交织混杂，方式多样而不均衡，并不构成了解中国早期思想与思想家的可靠导览。《史记》对不同思想家的处理是有选择性的，大量文本遗产未在其中获得充分呈现，但是，它发展了几种独特的作者模式，包括文本素材库的匿名汇编模式，以及因困厄不得志而发愤著书的个人经验模式。     

思想史的现代策略：论福柯、斯金纳、徐复观之同异

现代史学的两项基础，即史料考证编纂方法与历史因果解释，已备受后现代史学质疑。福柯的谱系学与斯金纳、徐复观的思想史在这种语境下兴起，其均对历史稳定结构、观念与叙事的连贯性提出质疑。三者的核心手法主要有两点：首先，将权力和政治引入思想分析，注重讨论具体时空中话语、政治、行动的关系；其次，将以往连续性的学术史叙述解构为不同情境下的政治行动。由此其呈现概念本身的断裂性，以古代的知识作为现代的参照，挖掘断裂的历史面来批判现实。但是福柯与斯金纳、徐复观仍有区分，福柯注重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而后两者的思想史则继承现代史学的史料分析手法，对作者主体性怀有敬重，且徐复观的经史之学更有助于纾解后现代的困境。     

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前提

对理论研究前提的自觉，直接影响着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需要以坚实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为基础，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现实社会历史逻辑结合起来，并将其置于思想史的总体视域之中，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其进行正确的理论定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及其研究者开展真正的对话与交流，从而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和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可吸收和借鉴的重要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