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思想与“双性同体”

＂性别＂理论的建构寄托着西方女性主义者改造传统性别文化的梦想,但＂社会性别＂范畴自身却是父权文化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尽管如此,女性主义者的这番理论探索却呼唤了人们对＂女性文化＂的重视,弥补了传统社会中久已颓靡的＂女性质素＂。其象征＂爱＂与＂生命＂的＂双性同体＂的伦理追求拓展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打破＂唯女性而女性＂的话语方式,展示了＂启迪男性、融合两性气质＂的精神发展走向。     

用标记理论透视英语词汇中的性别歧视

标记是一个范畴内部存在的某种不对称现象。运用标记理论,从形式、语义和分布三方面分析英语中表示男性的词汇和表示女性的词汇之间存在的性别标记的非对称性,从而揭示英语词汇所反映的性别歧视现象。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探析

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简单的人口比例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将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不仅在时间上,而且是区域上也表现得很明显。本文将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这一现象进行描述,阐述这一问题的原因,并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这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凸显与遮蔽:媒体中的女研究生形象研究

分析媒体呈现的女研究生报道的叙事文本后,发现媒体的报道特点是突出女研究生的负面新闻,凸显其婚恋、情感和私领域的活动,遮蔽和忽略其在学业、事业上的成就.运用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揭示媒体如何把女研究生客体化、公共角色私人化,建立其心目中的女性形象标准,进而把女性社会角色边缘化.这种对形象的歪曲和重塑事实上是男性话语霸权控制了媒体传播,男性话语形塑着男女两性角色的结果.     

民办高等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199个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收入不平等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阻碍,关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可持续发展。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全球收入不平等存在加剧的趋势。针对全球疫情、民办高等教育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路径、机制问题,基于教育与收入分配理论,依据世界银行2016—2021年199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表明：全球疫情对收入不平等具有正向显著作用;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抑制全球疫情对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亚洲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以及自然资源密集型经济体具有减少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     

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的系统分析

在回顾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流程图,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作了系统分析。提出并区分了“时点出生性别比”与“时期出生性别比”的概念。认为,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政策因素不是主要因素,性别选择技术是主要原因,性别比偏高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两点标本兼治的对策建议。     

性别平等指标纳入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初探

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内涵的发展中内在地包含了两性平等、和谐发展,针对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在社会发展中易受忽略的状况,文章以必要性为切入点,提出性别平等指标嵌入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可行路径,并对指标体系作初步探索。以期通过建立男女平等量化指标,提高全社会对全面小康社会与性别平等问题的关注,共同努力推进国家发展决策中的性别平等主流化。     

从空间不平等到空间正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2035年我国发展目标之一是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空间理论视角而言,空间不平等是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梗阻,具体表现为城乡差异空间上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类社会问题。空间正义是其追求目标,在地理空间上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在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等多维空间的层面上实现文化权益、文化权利等软性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制度设计而言,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要与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市化高质量发展战略有效衔接,应包含多元供给体系、城市地区的质量提升压力、农村地区的区域补偿动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四个支撑要素,进而推进缩小空间不平等,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均衡化发展。从实践路向来看,可以通过空间结构融合和空间形态融合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与收入相关的老人健康不平等及其分解——基于中国城镇和农村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测度了中国老人健康不平等程度,重点计算了收入、婚姻状况、居住安排等因素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回归基础上的集中系数及其分解结果显示：我国存在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高收入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好;城镇地区,健康不平等主要的贡献因素为收入、婚姻状况、医疗保险、经常锻炼,居住安排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为负。农村地区,收入因素对于健康不平等的贡献最大,这就意味着消除农村健康不平等的关键是要降低收入不平等。在城镇和农村地区医疗保险的不平等程度更甚,进一步强化了健康不平等。因此如果政策想要降低健康不平等,首先要降低穷人获得医疗保险的经济门槛,增加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