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荀子的哲学观

荀子分析、批判先秦哲学,提出“隆礼”和“法后王”,在孔孟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主张性恶说,认为道德规范和礼义制度是后天的,并非与生俱来的;认为天地自然界是物质的,主张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和控制自然,形成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人的形体先于精神活动,提出耳目等器官获得的认识和使“心”保持“虚壹而静”两个认识层次,形成唯物主义认识论.荀子哲学观奠定了战国时期建立统一封建专制政权的理论基础,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深入剖析“国民劣根性”——试论新时期文学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特色

新时期文学中产生了许多反思"文革"武斗、揭示"人性恶"、重新认识土匪及军人身上的匪性的作品,还有许多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关于各地土匪活动的记录。这些足以表明,在中国的民族性中,崇尚暴力与匪性的传统根深蒂固。虽然其中有不少作品旨在揭示暴力的心理根源、匪性的社会根源,但仍然足以发人深省:传统的"礼教"与酷刑为什么无法遏制频仍的暴力与残忍的匪性?如果"国民劣根性"的问题其实是"人性恶"的表现,改造它又谈何容易!     

也谈基督教的人性观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明发展的支柱,基督教的人性观又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观念或源头观念.不了解基督教的人性观,就无法理解和认识基督教以及千百年来在基督教文化熏陶下的西方文明.本文对基督教善恶二重的人性观进行梳理和探讨,指出平衡的人性观对西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人性与政治——人性恶与隆礼重法内在的契合性

人性与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奠基于不同的人性哲学判断,先秦哲学家们提倡了不同的治国方略和原则.作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基于其人性恶的判断论证了其隆礼重法治国原则与方略的合理性.虽然人性有恶的一面,但通过礼义法度来化性起伪,可以使人具有理想的道德人格.     

从性伪之分合再论荀子性恶说

荀子对人性的关注,源于其设立的天人分途。他设定在人身上＂性＂＂伪＂二分对立,同时又主张二者相合,这二重关系构成荀子性恶论的核心。由性伪分,突出人的原初之性朴,由性伪合强调人归于礼义之善。性伪之分合,关键在于心的作用。因此,对荀子人性论的理解,不能仅追问＂性＂字的含义,而尤要在性伪二者的动态关系中去理解。所以,荀子的性恶是针对于礼义之善的恶,而并非本性恶。     

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探微

马基雅维利将政治学从伦理学与宗教神学中独立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的非道德政治观主要包括人性恶、国家观、君主专制和君主霸术四个方面。文章从社会背景、马基雅维利本人的教育背景及他的从政经验三个方面来说明他的非道德政治思想产生的原因。并以国家利益这个“大善”为出发点和着眼点,说明马基雅维利主张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思想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荀子人性论中的知性与道德主体性的证成

知性是荀子广义人性论的核心内容。知性是“分”“辨”“义”“伪”的基础,其本身是中性的,最多在后天的运用中支持一种性能善论。知性及其高阶发展是“人之所以为人者”。知性不仅通过慎思来实现欲望的长期稳定满足,还能和与道德意气相投的自然情感结合而成为道德的主体,这是《荀子》建构道德主体性的两条进路。而后者削弱了荀子后果主义的倾向,保持了儒家本色,也保留了开出仁学的可能性。     

浅析古希腊悲剧中的“人性恶”

尼采曾对古希腊悲剧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并总结出其中的酒神精神。然而这种酒神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创造力,也往往包含着一种极大的破坏性。细查这种破坏性在古希腊悲剧当中的表现,即为悲剧中不同人物的恶的行为,也反映了自人类形成之始即有了潜在的恶的本性。这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心理结构说也颇有相似之处,人的潜意识里始终存在着冲动的、野蛮的原始欲望,虽然被意识所控制,但是仍然会为满足这种欲望而做出不善的行为。因此分析人性恶也就成为了解古希腊悲剧的一个重要方面。     

试析荀子“合群体”思想的理论建构路径

在先秦儒家学者中,荀子最为明确地提出了其群体观：“人生不能无群”且“人能群”。荀子“合群体”思想所探讨之“群”是相对于孤独的个体而言,指由人结合成的、有组织者和管理者的、有秩序有规模的群体。具体而言,荀子之“群”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群”由人结合而成,普遍的作为类的人具有能结成群体的群体性或社会性;二、“群”有领导者、组织者、管理者,即作为统治者的君上、圣王,能够利用人所具有的群体性或社会性,以及外在的社会控制手段,将人类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有秩序有规范的群体;三、荀子所要建构的群体是一个人人各安其分、各守其职,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秩序稳定的“和一”的群体。这三个方面亦构成荀子“合群体”思想的理论建构路径。     

西方政治制度的人性论基础

在影响制度设计的诸因素中,对人性的态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坚信人心向善,必然将制度的希望寄予某个至善至贤的人格化身;而主张人心皆恶,则必然预设对付人之恶德的机制。在西方政治制度的蓝本———美国宪法制定的过程中,开国元勋们始终将人心之恶视为制度应防范之首选敌人,因而强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制度牵制人的私心。这样一种人性恶论源于基督教的救赎理论,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主张人性善的,因而在某些制度设计中,我们倾向于将制度的希望寄予人格修养。前者的不足在于过分强调人性中的幽暗成分,而后者则对人性之弱点缺乏应有的预警机置,一旦伦理道德的大堤崩溃,则权力就会肆无忌惮地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