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的报应观比较研究

我国传统的报应观是以儒学为主体,以佛教、道教为其两个分支组成的。儒、释、道三家均有各自的报应观,认真批判总结三家报应思想及其实践得失,不但具有学术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刑罚根据的解说——评邱兴隆教授《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

刑罚的根据问题长期存在报应论与功利论的对垒,在报应论内部又有神意报应论、道义报应论、法律报应论的先后更替,在功利论内部也存在着一般预防论与个别预防论的分庭抗礼。而在当代,占主导地位的是融报应与功利于一体的折衷论。邱兴隆教授的《关于惩罚的哲学》这本专著全面介绍了关于刑罚根据的各种争论,并在汲取前人有益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性统一论"一体化刑罚观,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力作。     

论刑事和解与刑罚目的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全新的犯罪处理方式实现了对传统刑事司法的突破,在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保护被害人利益方面显示了其优势。同时,对刑罚目的的实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否定了对刑事和解能够实现刑罚目的的质疑,对刑事和解能够实现特殊预防、一般预防和报应刑罚目的进行了探讨。     

另一种“法的正义”——民间报应正义的法理分析

通过生活中发生的诅咒现象,我们发现内藏在纠纷中而独立于利益之外的报应系统,称之为民间报应正义。民间报应正义既是一种社会观念,又是一种隐性的社会秩序。它主要包括善的报应和恶的报应,这些因素既是报应正义诱因,又是报应正义的主要类型。民间报应正义与法律报应正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分属不同的秩序系统。法治应对民间报应正义高度重视,辩证对待。     

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之对峙及调和

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相互对峙,勾勒了刑罚理论中风格迥异的两大景观。报应主义强调刑罚的施加在于已然之罪的报应;目的主义强调刑罚的施加在于未然之罪的预防。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各执一词,难免片面,于是折衷主义崛起。折衷主义认为刑罚的目的既在于报应犯罪,又在于预防犯罪、保护社会。其实,报应与预防是相互兼容统一的。报应构成刑罚的基底,在此基础上刑罚也应当考虑积极的一般预防和教育改造罪犯的目的。在刑事活动的不同阶段,报应与预防又各有不同的侧重。     

刑罚目的及其规范限制——基于对现代理论的反思

刑罚目的理论在刑罚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现代刑罚目的理论在逻辑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有必要予以修正。刑罚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实现对已然犯罪的报应,也不是通过一般预防作用于社会公众,而是在维持罪刑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特殊预防。罪刑关系原则是根据已然的犯罪行为奠定刑罚质的基础,特殊预防是基于行为人犯罪后的表现对刑罚进行量的调整和补充。二者统一于刑罚目的体系中,贯彻于立法、司法以及执法三个阶段。     

报应不应成为刑罚的目的

报应是基于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而应对其无条件强制施加的、与其所犯之罪相应的惩罚。从中外刑罚史上看,都不存在以报应为目的的刑罚。同时,报应无法合理地回答现实社会中刑罚的发动及其幅度问题,因此,报应不应成为刑罚的目的。     

佛教劝善理念研究

就其社会取向而言,说佛教是一种劝善宗教绝对不错。在佛教原典中,本有一套绵密的劝善理念。这套理念以十善恶业为伦理核心,报应轮回为驱逼动力,最终达致福寿得道为目标。其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伦理思想及劝善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蒙的悲悯与无奈 --对"季节"系列的一种解读

本文着眼于发掘王蒙在“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传达出的对于人生、命运的深层哲思。通过文本中体现出的“物极必反报应”和“偶然性真相”和两组命题,阐述出王蒙蕴含于其中的悲悯与无奈的情怀。     

佛教果报观与传统报应观的融合

印度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焦点在于生命意识和伦理道德的差异。为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佛教果报观作出巨大让步，实现了中国化。其显著标志是承认现世报，肯定人世的福寿利禄，接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在保持固有的戒律性、出世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基础上，接受了传统报应观的伦理性、现世性和功利性。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完全合二为一是在民间信仰，二者之所以融合无碍，是因为民间报应信仰本质上是浅薄的实用性的信仰，所关注的是个人和子孙现世的幸福以及来世好报，没有门户的羁绊和学说的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