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兀然千载人,我爱陶征士”:论高凤翰对陶渊明的接受

作为清代画坛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他的诗文创作成就少为人知,诗名为画名所掩,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其诗文作品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一创作特征历来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高凤翰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不仅在诗文中用到陶渊明的典故,也化用陶渊明诗句,模拟陶诗意象,欣赏渊明志趣,仰慕渊明为人,还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田园诗。高凤翰对陶渊明的接受贯穿其一生,在高凤翰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能发现陶渊明的影子。在诗文作品中如此大量有意识地拟陶、和陶、用陶,不仅在清代中前期文坛,即便是整个明清时期,也是为数不多的,高凤翰在清代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应该受到学界重视。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视角的转换——基于灌输论与接受论的思考

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常用的重要方法。但是,灌输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日益增强的主体意识对灌输论带来强烈冲击、开放多元的思想观念对灌输内容的多样性需求增强、不断更新的科技手段对灌输方法的改进与创新带来严峻挑战。接受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意义在于方法论的启示,从以往的重施教者、轻受教者转变到将受教者纳入到主体的范围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应由传统的单纯灌输向灌输与接受的互动转换,凸显受教者的重要作用,将教育教学过程视为教育者传授、受教者接受的双向互动过程,共同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标。     

“韦柳体”及韦柳高下争议的接受学考察

苏轼以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三者比较的方式对韦柳诗歌简古淡远的共性风格进行揭示,严羽则用"韦柳体"之名将其确认为一个诗歌体派.在接受学意义上,"韦柳体"的提出,一是缘于宋人对陶渊明诗歌和人格的推崇,韦、柳皆因有陶诗意趣而被并论;二是因为韦、柳在五言古诗上的创作成就.苏轼在陶、韦、柳三者高下的比较中,认为柳胜韦,此一论断在明清时期引起了普遍的质疑.清代王士祯将矛头直接指向苏轼,明确提出韦在柳之上,为韦柳高下的问题翻案,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这种争议,除了要深切了解论者的立场和用意,深入作品、具体辨析韦柳风貌及艺术渊源、淡化和规避无谓的高下之争才是关键.     

有一种爱叫“接受”

母亲是天生的坏脾气,易怒,暴躁,且不问青红皂白。对此,全家人已习以为常,老爸和弟弟作为家中的男子汉,抱着"好男不和女斗"的想法,采取彻底"投降"的做法。而我则比较顽固,我想,多数是由于母亲遗传基因的结果     

过度诠释理论对于中国古典审美接受的观照

通过中国古典审美接受过程中对于"过度诠释"的理论与方法支持的回顾,以及审美接受实践过程中对于"过度诠释"的不可避免,可以得出"过度诠释"在整个中国古典审美接受过程中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当"过度诠释"超出了社会与时代所能承受的范围时,这种"过度诠释"本身就会给我们的社会与文化带来压迫与损害,让我们对于审美接受存在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在审美接受过程中,可以容忍"过度诠释"的存在,但还是应该有意识的控制审美接受过程中诠释的过度,以确保我们文化的生命力。     

宋代浙南文坛闺秀张玉娘刍议

宋代浙南松阳女词（诗）人张玉娘著有《兰雪集》,诗词形式丰富多样,风格清新明丽,她因此被誉为宋代＂四大女词人＂之一。与李清照相比,玉娘才丰而命蹇,从文学接受而言显得相对沉寂,但这是文才的差异及时代环境和身世的影响造成的。尽管如此,她的爱情悲歌与诗词华彩必能穿越历史,反复被读者传诵,彰显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论旅游翻译中的读者关照

以接受美学为依据,通过对旅游翻译实例的分析,提出译者在旅游翻译实践中应该适当对译文读者的语言审美习惯、文化审美习惯和审美情趣三个层面进行关照,合理地运用翻译策略,满足读者期待视野,实现旅游翻译的目的。     

全球正义问题

全球正义首先要求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秩序化。虽然正义标准能够通过道德推理获得,但它们只在主权国家的边界之内有效。无论从世界主义的正义观还是从政治的正义观出发,全球正义都要求全球主权。走向某种全球正义的最可能的路径是产生一种为各强大的民族国家所接受的非正义的全球权力结构。从无序状态迈向正义的途径必须是非正义的。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霍布士主义。     

林译小说：接受美学视角的解读与启示

接受美学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译文读者接受之维。从接受美学来看,林译小说在晚清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林纾古雅的文笔、合宜的翻译选材及其中国语境化的翻译方法,这使得译文不仅迎合了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且提升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林纾翻译的成功也给当代翻译实践提供了借鉴：译者在翻译时,要站在译文读者的角度来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和译文的＂异质性＂,要根据读者期待视野与原文文本之间的审美距离来选择翻译策略。     

伦理视角下的《狂人日记》译本研究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鲁迅先生的创作颇具特色,独树一帜。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著名翻译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其作品融会了中西伦理文化的共性与冲突。中西伦理对鲁迅创作思维的影响不容忽视,鲁迅一方面试图用西方新伦理突破中国封建旧伦理的禁锢,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这种矛盾和交锋在鲁迅作品中时有隐现。作为译者,基于中西不同的伦理观,对鲁迅作品进行翻译时便可能造成信息的缺失,从而导致读者的误读。对比《狂人日记》的两个英文译本,探讨译本中隐含的鲁迅的不同伦理观。从中西伦理契合型和冲突型两个角度分析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以期促进译本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