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译书风潮的转向与学校教材建设

甲午海战以后,由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近代中国翻译传播西学潮流发生变化,即由欧美转向日本。随着留日运动的高涨,在日留学生或组建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会文学社、国学社等翻译团体或以个人自主的方式,编译了大量日本近代学校教材。留日学生回国后,又参与官办或民营文化出版机构的教材编译工作,适应了清末"新教育"改革对课程教材的需求。留日学生的上述活动,改变了过去由编译英美书籍占统治地位的局面,转而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近代文化与科技知识,尤其是翻译日本的学校教材填补了这一时期我国学堂自编教材的不足,直接推动了学校教材编写的历史进程,在中国近代学校教材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报纸媒体对女子教育的介入及影响——以湖南《大公报》对“周南风潮”的报道为中心

湖南《大公报》对"周南风潮"的高密度追踪报道,引领省教育会、省学生联合会、周南校董会和读者四股民间力量介入其中,使之由校内风波上升为社会风潮,并促成其圆满解决。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分析发现,该报介入周南风潮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借"周南风潮"声援裁兵运动;二是通过呈现师生矛盾引发时人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省思;三是顺应时代潮流,为男女教育平等鼓与呼。可见,报纸媒体在民国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舆论导向作用。     

从女高师到女师大:鲁迅与现代女子教育

鲁迅与现代女子教育结缘于1923年7月至1926年8月。于此期间,作为小说史课业先生,鲁迅注重以科学民主意识引导学生逡巡古代文史之林;作为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先驱,对于觉醒的“女学生”们以及方兴未艾的妇女解放运动,鲁迅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给予鞭策和警醒;作为学生敬重和爱戴的导师,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由此所折射出的社会担当意识和抗暴精神不仅激励着时人,对现代女子教育发展也有着积极深远的影响。总之,从女高师到女师大,鲁迅秉持“知识分子”立场以其独具的人文学养和精神品格,为“五四”一代知识女性的培养和中国现代女子教育事业竭尽心力贡献卓著。     

"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

"辫子问题"和清朝的建立与灭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清军入关,以惨无人道的留辫运动建立了在全国的绝对权威,进一步使中国专制社会传统的泛政治文化的思维方式广泛传播.反清的政治集团和政治派别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辫子问题"上大做文章.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辫子问题"成了革命党人推进民主革命的有力武器.民初涉及全国的剪辫风暴,则成了辛亥革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追求个性解放、推进民主共和不自觉地联系在了一起.和清廷的留辫运动相比,民初剪辫风暴的最大特点是相对自由.这反映了历史的一大进步.     

试论提存取回权

提存取回权是提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提存取回权旨在完善提存制度,因此需要规范提存取回权的行权时间、行权主体、行权程序、行权的法律后果以及特殊时效下提存取回权存在的必要性。我国现行《合同法》《提存公证规则》对提存取回权有所规范,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提存取回权的设立及其价值出现了新的要求。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均是提存制度的良好参照文本,因此借鉴两国相关规定有利于更好的完善提存制度,规范提存取回权。同时,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特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单纯移植外国相关立法,而应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寻求一个适合我国现在经济发展状况的立法模式。     

从“一师风潮”看“五四”时期的浙江报刊

研究和宣传新思想的报刊的大量出现,以及发表在<浙江新潮>上<非孝>一文引发的"一师风潮",是五四运动影响浙江思想界与报刊界的直接后果."一师风潮"是1920年全国学生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浙江新潮>则对新思想在浙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1911年清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的失误与失败——以四川为中心的保路运动历史再思

对清政府将粤汉、川汉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而引发的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过去的研究皆从绅商和人民保路与革命的角度加以研究。本文从政府应对社会性危机的角度研究这一事件,着重阐释清廷在处理路事过程中在哪些关键问题上作出了错误选择,从而导致事件向最严重的方向发展,以至于造成王朝倒塌的结果。     

浅议我国提存制度的若干问题

提存是使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原因之一。债务如因债权人的原因难以履行,债务人可将债的标的物提存而消灭债务。确立合理的提存机关是完善提存制度的前提。     

1998年印尼排华风潮原因探析

1998年印尼排华浪潮的发生具有深刻的原因。一是国情原因———印尼政治体制的缺陷、国内安全关注的偏颇和发展困境、种族结构分布和经济地理不一致;二是政治原因———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法规、倾向性明显的宣传和上层的排华意识形态、苏哈托的个人观念;三是社会经济因素———歧视性经济政策和贫富分化、经济发展步调与现代化要求的矛盾;四是文化观念因素———强制性同化政策、被错误传播的观念。此外,亚洲金融危机加剧了印尼国内的矛盾,国外援助不能到位,国内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使得共同发展非常困难,民族矛盾问题恶化,某些反华人势力趁机利用这种混乱局面,使华人惨遭洗劫和侮辱。     

川汉铁路宜昌工程与四川保路风潮

川省川汉铁路未经充分勘测及论证就决定取道湖北宜昌并从该地贸然开工，此一举动对后续川路的路事、路潮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工程艰难、省际纠纷、舆论指责等诸多因素的干扰，宜昌路工建设举步维艰、成绩有限，引起了时人的质疑并促成了清廷干路国有政策的出台。1911年清廷收路借债的一应举措推出后，川路驻宜总理李稷勋等宜昌路绅有鉴于宜昌路工的危险动荡情状，提出了维持路工、保全路款的应对方案。而成都保路士绅则认为借款合同丧权卖路并决议_“破约保路_”,随后提出了提回路款、停止路工的反对方案。双方的矛盾分歧推动了保路风潮的激化，随后酿成了成都罢市，为四川路潮最终走向决裂埋下了伏笔。宜昌路工史事的揭出将有助于补充川路史事的部分缺失，从而深化学界对于四川保路风潮的相关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