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模糊合作的联盟博弈模型构建

模糊合作是对策理论的一个新兴分支,该理论研究的核心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对策求解问题.文章基于模糊合作理论,进而建构了联盟博弈模型,并以供应链为考察视角,对该博弈模型作出了两次模型拓展与应用,以期为信息时代下物联网的发展及其相应的物流管理提供理论指引与经验证据.     

协同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具体适用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探索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之间跨部门协同的机制与模式,以解决政府、市场及第三部门单部门失灵的难题。学界也对"协同治理"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什么是协同治理、哪些领域可以协同治理,以及如何才能协同治理等问题,认识并不统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协同治理的理论依据、现实基础等进行梳理,尤其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探讨协同治理在中国的具体适用问题。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

文章以2013年深市主板市场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将盈余管理划分为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根据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度量出的内部控制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综合考虑公司规模、营业周期等控制变量,通过SPSS统计分析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会计选择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则无显著相关性.     

政府主导型开发项目的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以天津新八大里地区为例

进行政府主导型的大规模片区开发,已成为国际大都市谋求发展、 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手段.笔者通过分析天津近年来发展现状和更新项目实施情况,反思并论证规划实施保障机制的重大作用,并以新八大里地区更新为例,详细阐述如何在规划编制阶段,基于现代治理原则构建实施保障机制:设立协同工作组织作为设计、 实施、 管理的主体和责任方,在规划主导、 各专业齐头并进的多线程模式下协同进行规划编制;结合规划编制与行政管理,通过出让条件控制、 利益关系调解、 市场需求对接、 社会公益保障等协同手段,进行强制性控制与引导性调解,保障规划与实施无缝对接;促成中心城区范围协同工作平台的构建,对各市级重点项目进行综合性的整体调控,使整个中心城区的开发与更新规划有序实施.     

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在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的存在为商业银行等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给予了有效的补充,也为省内中小企业和三农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但是,小额贷款行业还未成熟,其诸多缺陷亟待完善。本文从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小额贷款公司在资金来源、政府监管及立法、税收上的不合理、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在拓宽融资渠道、加强监管及立法、增加税收扶持力度以及完善小额贷款公司内部控制方面的相关建议。     

“国家治理”视角下审计问责制问题探讨

审计问责作为一种监督公权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加强政府责任、实现国家良治，因而成为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工具。当前我国审计问责制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法规和问责信息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审计问责制度，这样对促进政府达到良治具有重要意义。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蓄势待发

正河北全省纳入首都经济圈1月8日,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4年将着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坚持把城镇化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构筑以京津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石家庄、唐山市为区域中心,其他设区市为支点的层级合理的城镇体系。为此要做大做强中心城市,构建以主城区为核心、周边县(市)为组团的发展布局。推动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县城和建制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官员GDP崇拜的体制性根源

正一、地方官员的GDP崇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被外界称为"中国奇迹"。有人将这一奇迹归功于中国的发展主义政府,并且将当代中国的政经关系概括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强调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各级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行政干预,深度介入经济发展,地方官员更是将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但近年     

同意观念的历史谱系与当代困境

通过提出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这两个不同的同意概念并强调有别于集体同意之个体同意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对默示同意的分析和说明，洛克使得近代意义上的同意理论逐渐浮出水面。同意理论在颠覆君权神授理论、确认人民主权思想的过程中有着无可置疑的历史价值。虽然在现当代，同意理论因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诟病而逐渐步入困境，但同意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强调政府及政府行为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这一点，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政治秩序的合法构建来说仍然具有极为重要且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