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主张用"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政策导向,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新思路"。笔者认为民族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实体,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国内各族裔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情。因此,尊重民族发展客观规律和国情实际,现阶段不宜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做出合理的安排,理性地协调好公民和族裔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才是解决当前民族问题的出路。     

应急管理:跳出信息孤岛,避免价值干预

正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应急信息处理中的作用。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及时便捷地掌握有关突发事件的各方面信息,为信息分析中的相互印证和逻辑推演提供必要的支持。政府应急信息管理必须通过应急信息协调来实现,应急信息协调能力,既要求客观事实信息能够快捷无损地传输到政府应急部门,也要求主观价值信息能够有效反映客观事实。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金太军教授日前在《晋阳     

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

"族群"与"民族"一样,很难进行准确定义.但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该如何认识、如何评价的重大问题.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本身就属于"政治"的范畴;将民族问题"政治化"或"去政治化",都是一种国家支配的"政治"的行为,故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中做不到,也不能这样做.根据中国的的具体国情,搭建民族政策平台来解决民族问题是无法绕过的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提法值得反思,中国古代实际存在着的主要现象是"非强制同化"或"隐性的强制同化".所谓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打断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民族融合进程"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型

在阿尔都塞中期的思想体系中,意识形态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出现。而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之后,阿尔都塞渐渐转向在现实政治领域探讨对意识形态的超越,着重于对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自身结构的学理化解析。在意识形态断裂的前后不同阶段,作者对意识形态遮蔽性的批判和在此基础上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始终处于辩证矛盾的关系中,具有作者所处时代的鲜明特征。     

关于世俗化的断想

文章认为,世俗化的本义是相对于宗教而言的非宗教化过程,其衍生的内容也指市民社会的非政治化、非理想化过程;当今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是伴随着市民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是社会走向民主、平等、自由、富裕的现代化过程的一道风景线,有其历史的进步作用;对世俗化过程中出现的消极因素和不合理倾向,要作具体分析,不应简单化对待。     

身体、政治与生活——1950年代初的工厂劳动生活研究

劳动竞赛是1950年代工厂劳动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竞赛的目的不只局限于发展生产,还内含对工人外在身体(肉体)的政治规训。同时为了保障外在身体规训的实现,政治还走出劳动场域,力图在业余文化生活中实现对内在身体(精神)的塑造。经过这样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化身体开始浮现。而身体政治化的实现,也潜在地改变了工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谈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在文艺性与政策性两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艺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势.上个世纪末“去政治化”倾向,是对文艺长期从属于政治的“矫枉过正”,理论上的偏颇与实践上的负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新世纪以后“再政治化”以及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的呼唤,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艺自觉.但其对“政治”概念的诠释,显然赋予了新的时代解读.重释“政治”内涵的丰富性与开放性特征；通过重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梳理与甄别文艺与政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功能等；认真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真正实现文艺自觉,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政治事功意识对鲁迅文本的建构

政治事功意识使鲁迅的写作在政治和艺术两个方面同时获得了成功。在政治上，它为这些作品强势进入官方意识形态流通体系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使鲁迅的影响力在广度和深度、空间和时间上都遥遥凌驾于其他任何作家之上。在艺术上。政治事功意识的参与使政治性与个人性的辩难格局得以形成，从而带来了鲁迅文本在主题上的含混、暧昧和多义性。     

民国时期广东土匪的组织形态分析

民国时期的广东 ,土匪繁多。本文运用社会学与历史学知识 ,对广东土匪的组织形态作了初步探析 ,着重鉴别了其类型 ,探讨了其组织形式 ,分析了其政治化现象     

从刑法国际化和政治化视角谈余振东贪污犯罪和拉萨“3．14”打砸抢烧犯罪案件的裁判正当性

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刑法国际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刑法政治化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刑法本位化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这为深入思考和正确评价余振东贪污犯罪和拉萨“3．14”打砸抢烧犯罪等“敏感”案件提供了新视角和基本路径。本文以此为视角评判两起案件的裁判合理性的同时，对我国死刑制度、量刑制度等作了反思，并提出了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