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     

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

儒学与文学有着长久而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思想,无不深受儒学的制约和控驭。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是多元的,但儒家的文学思想在古代文坛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关于文学的功能目的、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创作的继承与创新等理论问题的探讨,无不与儒学有关,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离开儒学谈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就不能得其要领     

论刘勰之道与“文之枢纽”的关系“

通过对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与《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四篇间的内在关系的考察,我认为刘勰之道的内涵有二：一指文质相契互存原则,二指文随质变的运动发展规律。这种观念贯穿于“文之枢纽”《在圣》、《宗经》、《正纬》、《辨骚》诸篇之中,同时也集中体现在《通变篇》。由此可见,刘勰之道既是《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又是其构设文论体系和进行具体评论的方法论工具。     

西汉的风俗观：以儒家为中心

从战国至秦汉这一长时期的风俗观,概念上以道、法、礼、俗为四重结构,以道、礼、法来衡量风俗之良善与否,儒家最为关注风俗。西汉儒家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风俗特征,一是民众逐利竞财而轻义,二是官吏多为欺谩而善书的刀笔之吏,内在的人性与外在的制度环境共同造就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汉儒试图以礼乐更化之,礼乐的雅正也是风俗良善与否的标准。以文质论风俗,不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即汉初所谓的周文之弊,还是出于理论本身的侧重,移风易俗的目的是返归于质。但越强调质的优先性,就越削弱历史循环结构的合理性。进而言之,法家以法作为标准,以赏罚作为手段来齐一风俗;道家反对一风俗本身,无为而治;儒家认为他们对于风俗的改善于事无补,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论孔子诗与乐思想的不对等性

后人常以＂诗教＂或＂乐教＂指称儒家的文艺教化思想,而＂文质观＂逐步推导将使我们看到,在孔子的哲学中,＂诗＂与＂乐＂已产生分离,走向独立,这就是其诗与乐思想的不对等性。     

中国古代美学的四大艺术范畴

受中国上古宗教特殊性的影响,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内在机制和基本倾向,由此形成全性合生、流观合化、节文合序和明德合圣四种美的形态,亦可称为身象、物象、事象和性象。与此四象相对应,中国古代艺术逐渐发展出形神、意境、文质和兴象四大范畴,以统领中国古代艺术的整个范畴体系。形神与意境为虚象,具有超脱空灵的审美品味;文质和兴象为实象,包含较多的社会功利内容。由四象生成的四大艺术范畴是一个整体,它们相互关联和渗透,研究者可有所偏重但不能偏废;偏废不仅弃置其所欲舍,同时也将断送其所欲取。     

司马迁“文质之辨”析义——以董仲舒“文质之辨”为对比

司马迁"文质之辨"是其"三王之道"的核心。他运用与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相似的术语、思路和表达方式,表达了其内涵和意义均迥然有别于董氏的"文质之辨"观点,在此之中,显示了他与汉公羊家在治政见解上的基本分歧。     

试论杜甫诗论的辩证思想——读《戏为六绝句》

:《戏为六绝句》是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重要诗论作品。文章主要从他对待齐梁及古今诗人的辩证态度上 ,对待诗文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等方面探讨杜甫诗论的辩证思想     

《文心雕龙·原道》篇"逮及商周, 文胜其质"之"胜"字解

"逮及商周,文胜其质"一句,作为《文心雕龙·原道》篇中论及商周文学的重要观点,其释义不容忽视。学者们大多关注于"胜"字应释为"超过"还是"相称"的问题,而未关注到"其"字的具体释义。"其"字应代指"商周"之文,而并非代指"唐虞"与"商周"。同时,在《宗经》篇、《通变》篇等篇章中,皆可看出商周文学文质彬彬的完美状态。关于商周之文的评价是刘勰论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符合刘勰文质并重的思想,因而"胜"字应释为"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