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文契约上的倒写文字

回鹘文契约中有倒写文字 ,常见于纸背。某些突厥语专家对此现象未予重视 ,因而在一些专门著作中对它们既不作标记 ,也不转写 ,在译文中往往被省略。其实 ,这些倒写文字是不能被忽视的 ,它们是回鹘文契约附言中的一部分 ,形式上它可以溯源于吐鲁番出土唐代汉文文书 ,内容上它反映着宋元时代内地经济生活中的一些规矩。回鹘文契约中倒写文字的形式与内容所表现出的年代的不一致性 ,正是回鹘文契约及回鹘人文化的一种特点。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制定和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以下简称<章程>),是一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治理西藏法典性文书.然而,这样一部极其重要的法典性文献,目前社会上却出现和流行着内容差异很大的两种不同版本,即原藏于拉萨大昭寺的<水牛年文书>中辑录的<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以下简称<文书本>)藏文版本及其汉译版本和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粹>中公布的<钦定二十九条章程>(以下简名<荟粹本>)藏文版本及其汉译版本.本文通过对<章程>形成的背景和过程等的系统研究,以及对两种版本的藏文本及其汉译本逐条进行对勘,并查核制定该章程所依据的有关档案文件后,认为,<文书本>系<章程>之正本.并提醒学界,<荟粹本>非<章程>之正本,希谨慎引用,避免以讹传讹.     

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纪念汤木森解读古代突厥文一百一十年

文章概述了突厥汗国的发展变化历程和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及研究情况 ,以纪念丹麦科学家魏·汤木森成功解读古代突厥文 1 1 0年 ,并反思了中国在此领域的研究状况。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题记译考

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 7册佛经是西夏僧人直接从藏文本翻译成西夏文的 ,每册佛经卷首题记记载了这些佛经的著者、传者、译者及其称号。本文对这些题记进行了详细的释读 ,所涉及的吐蕃人名尽可能检索到其在藏文文献中的对应名字 ,涉及的称号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阐释。从而认为 ,西夏人在翻译吐蕃人名时采用音译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 ,同时认为其中几册佛经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僧人的著作 ,它们均是西夏后期由吐蕃僧人传入西夏的。     

读《汉译〈古兰经〉史话》有感——序《〈古兰经〉在中国》

林松教授新著《〈古兰经〉在中国》一书,主体部分是在20世纪90年代连载于《阿拉伯世界》季刊的《汉译〈古兰经〉史话》,内容涉及并评论了14种汉语翻译的《古兰经》,亦旁及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文译本。作者听取了社会舆论的反映和评价,在原有基础上曾进行认真的修改、补充。为了全面、系统、客观地介绍《古兰经》在我国传播、发展、翻译、研究的概况,又增添了更广泛、丰富的篇幅,扩大为"卷首群序"、"译坛巡礼"、"短篇拾零"、"书苑漫步"、"瑰宝鉴赏"和"大事编年"六个板块,书名也随之改变。在所收7篇序言中,除杨怀中教授序《回顾与启迪》已在本刊披露外,本期再刊登安士伟大阿洪、余振贵研究员和朱威烈教授等的序言3篇,以飨读者。     

名栏建设重在“有名”

名栏是知识生产领域的名牌产品。它从来都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靠广告吹出来的,需要得到学界和期刊界的普遍认可。名栏之所以被称为名栏,一是特色鲜明,二是水平高。舍此,将无从谈起。那么,如何才算做到了这两点呢？我认为,可以用＂七你＂来衡量。一是首先想到你。也就是品牌学中常说的第一提及率。具体而言,有三方面的意涵：（1）期刊同行首...     

从“意识形态对抗”到“文化协作”——“文化研究”的渊源及其演进轨迹

盛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知识转型,其与阿尔都塞等人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新的历史境遇中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曾历经过俄苏知识分子对“民粹文化”的发掘、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发,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等一系列学说的演进过程,最终才形成了以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倡导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这一全新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倡导者的目的主要在于,走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二元式“阶级对抗”思维模式,以工人阶级自主创造的“工业-大众文化”为基础,借助“文化协作”的政治实践来推进现代社会趋于良性的发展。     

《正气歌》中的互文、宋学与忠义

往常认为《正气歌》多铺陈议论,但若引入宋学义理解读,则可见其直白鲜明的铺陈之下含藏着丰富的隐喻。正气之正、学圣贤、大丈夫、卿相之不动心四个意象呈现出与孟子、韩愈、石介的多重互文。《正气歌》旨在抒志,非为辨学,此诗取材宋学义理并熔铸意境。文天祥就义的义举与诗文互证,将文才、义理、情志通贯为一,充分彰显了宋代士人学孟子的大丈夫之志。     

纪实传真 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