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收藏故事

我喜欢玩儿钱币是一个偶然机会引起的。上世纪70年代我奶奶去世后，妈妈收拾房间时，在神龛里发现一串古钱，其中有汉代五铢钱、唐代开元通宝钱，以及宋钱、明钱、清钱等，还有朝鲜通宝、越南的元丰通宝、日本的宽永通宝钱等，令我对古钱产生了兴趣。“文革”结束后，旧货市场逐步兴起，地摊上常有古钱币出现，那时平常古钱五毛一枚，较为稀少的七八元一枚，铜板一元一枚。     

复苏：广东文艺界的三次“破冰之旅”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改革开放风云变幻的大舞台。广东文艺界也是率先走出“文革”桎梏。最早出现“思想活跃，创作活跃，演出活跃”的一片新天地。我这里记述三件事，从广东文艺界的三次“破冰之旅”中，看看岭南文化是怎样从崩溃边缘走向复苏和繁荣的。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说平议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之说不是建立在充分占有材料和冷静客观的分析研究基础之上的科学论断 ,不能准确全面地概括“文革”时期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要使“文革”文学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 ,必须摆脱“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说的误导     

"文革"时期的语言变异--以《战地新歌》歌词为例

语言随社会共变,而词汇反映社会的变动最敏感.在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第三阶段十年"文革"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十年"文革"给语言造成的冲击既猛烈又彻底,然而也最短暂.歌曲属于文化的范畴.在那场以"大革文化命"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中,歌曲照例被打上了特殊时代的烙印.本文主要以<战地新歌>的歌词为例,讨论"文革"时期的语言变异现象.     

写家国之情,发黍离之音——中国作家在文革期间的地下写作

地下写作是文革文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否定文化大革命 ,是文革地下文学的基本的思想特征。注重与作家自身的心灵交流对话 ,自觉地实行对文革极左话语的艺术转换 ,是文革地下文学艺术上的重要特点。     

“文革”农村小说：女性命运观照及伦理探索

"文革"农村小说对"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探索,是通过对如下几种女性命运进行观照而完成的:一种是出身于没落地主、富农家庭,在婚姻、"贞节"、生育等方面饱受封建伦理道德摧残的人格萎缩型女性;一种是经受过旧社会的煎熬,但在新社会终于获得了新生的妇女;还有一种是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她们"家庭出身好,文化程度高,又有丰富的斗争实践经验",因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当然的接班人。     

新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1949～1966

自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7年间,我国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虽然或多或少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但总的来看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和发展.     

“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何选择林彪为接班人

"文革"初期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与历史上毛泽东对林彪极其赏识有关,第二方面与"文革"前林彪已是接班人人选之一有关,第三方面与毛泽东在做最后决断时没有做到疑人不用有关。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固然是错误的,为此他要负主要责任,但没有一套科学的选人机制也是毛泽东犯下这一错误的重要原因。因此重要的是要在选拔干部的问题上加强制度建设。     

晚年朱德

“文革”期间，爷爷奶奶的行动也受到了限制，与很多老同志间的消息都隔绝了。因为我和哥哥有许多同学是高于子女，我们孩子之间常常沟通各家家长的情况，谁谁家出了什么事马上就传开来，所以爷爷奶奶还不时地向我问起一些老同志的情况。他们不止一次地问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谭震林、杨尚昆、李富春、林枫等人的情况。每当听到这些老同志的遭遇，爷爷的心情都很沉重，老半天默默无话。有时听我讲完，他还嘱咐说：“以后有机会，你可以带他们的子女到我们家里来玩!”     

道德“他者”桎梏下的自我苦役——严歌苓《人寰》解读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道德人格,但当这种人格追求与民族集体的强大震慑力合而为一时便可能成为控制自我的"他者",严重影响人的自然发展。为了展现这一点,严歌苓的小说《人寰》巧妙地设计了"我"和一名"缺席"的心理医生的对话,通过"我"病态的独白和自由的联想叙述了"我爸爸"和贺叔叔之间因"报恩"而引起的复杂故事,深入到人物的意识深层,将"文革"对人性的伤害挖掘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