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举制度的消亡对白话新诗的生成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取消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汉诗的发展 ,促进了白话新诗的生成。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带来了国人习诗目的及汉诗功能的巨变 ,特别是不再“以诗取仕”使国人在诗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不仅汉诗的个体抒情功能和诗人的主体性得到重视 ,它的“启蒙功能”也在特定时代得到充分的展示。功能决定文体 ,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都需要自然明白的通俗化文体 ,特别是抒情功能赋予了诗人更多的文体自由 ,为以汉诗的诗体大解放为主要目的的新诗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科举制度取消后引发的留学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及平民文学的繁荣都有助于白话诗的生成 ,对新诗的形态与功能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刺激了新诗革命的爆发 ,催生了在内容与形式、功能与形态上都与科举制度时代的“旧”汉诗迥异的“新”汉诗     

论胡适《尝试集》序言三篇

作为中国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可谓巨大,但是在近一个世纪后新诗理论和实践日益成熟的今天,再来看《尝试集》,更清楚地看出了胡适诗作中许多的清涩和简陋之笔,而从《尝试集》的几个自序中,我们又可看出,胡适当时对《尝试集》的种种问题和处境是有深刻认识的。     

论"新诗人"身份的合法化

“新诗人”的身份合法化问题是谈论早期新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认为,从《尝试集》到《女神》,从胡适到郭沫若,“新诗人”的文化身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从主要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角色转变为主要作为一个创造者的角色。     

新诗发展之功能性追求的结构化倾向

搞要:新诗运动的时代背景,造成了演进历程中功能性追求的结构化倾向。在功能上新诗追求强化艺术感染力和社会号召力,在结构上新诗需要保证审美愉悦性和耐读性,新诗的发展历程遂形成摆动在结构与功能二者间的轨迹。在新诗运动中,功能性追求的结构化倾向是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它显示了求实创新的新诗艺术精神。     

现代诗学创建的人文品格——评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在现代诗学理论的建设上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一门现代新诗学科体系的建立,反映了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研究的最新状态.潘颂德把中国现代诗学看成是一个多元并存的互补格局,以缜密的求实态度与开阔的当代视野,对各种类型和倾向的诗学观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考察,在横向深入、纵向发展的交叉网络中,客观地展示了现代诗学的整体发展趋势,形成了现代诗学批评史的构架.     

梁实秋的诗学理想与新诗现代性的构建

梁实秋以民族传统为基础,以人性作为诗的原质,在多元开放的宏阔视景中建构起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伦理人性的形式诗学。其重形式、讲法度的理性优雅的诗艺追求是在中与西、古与今诗学传统的碰撞与融合中而形成的对新诗现代化演进的独特探索,其“复古”的企图蕴含着现代的诗性品格。     

论胡适的诗论

胡适的诗论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主体是“诗体的大解放”理论。该理论主张“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它一方面明显地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论、晚清“诗界革命”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现代诗论,新诗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西南联大群体的新诗研究及其外来影响——以闻一多、朱自清为中心的探讨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和朱自清不断总结新文学创作的艺术经验,作出了创造"现代诗学"的努力,并取得了第一批成果:朱自清的《新诗杂话》和闻一多的系列诗论,为新诗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的新诗研究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使闻一多和朱自清在"现代诗学"的创造中受益颇多。     

钟摆:新诗艺术之发展轨迹

回顾新诗艺术的发展轨迹,会看到十分明显的“钟摆”形态。这种反复摆动的发展轨迹,从“外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格律体到自由体,再从朗诵诗到新民歌;从“内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白话诗到象征诗,再从意象化到形象化;而从内容角度看,新诗则从抒情小诗到现代史诗,再从讽刺诗到哲理诗。“钟摆”的形态,意味着新诗处于文体的草创阶段。由于草创期没有确定的文体规范,诗人就在诗感、诗观与诗运三个层面进行探索,寻找最佳的艺术表现样式。     

论周作人早期诗学理念

周作人是新文学理论的积极建构者,也是中国新诗的积极实践者,虽然他的新诗成就一再被文学史提及,但对他的早期诗学理念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周作人在新诗只满足于白话作诗的诗体大解放时代,主张新诗的融化气度和抒情本分.周作人对于新诗的最大贡献在于新诗形式和理论两方面的创造性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