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农”传统的当代解读——基于对广西甘甲村新农业发展的调查

研究"小农"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代农民的行为,在中国传统农村的小农经济正处于新农业的发展趋势之下,笔者希望在这一背景下重释中国的"小农"传统,以供与学界共同交流。笔者通过对广西甘甲村的实地调查,结合个案访谈所得资料作为支撑,试图重新解读当代的"小农"。社会发展至今,中国的"小农"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结合笔者长期对农村实际的了解,以及对广西甘甲村的实地调查。笔者试图将当代"小农"归纳为:一、自给自足且相对保守的小农传统;二、趋利避害且具有创新能力的时代精神;三、相对独立且具有合作意识的"小农"群体。     

移动支付大数据助力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工作的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效果放缓,消费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更多依靠消费引领、服务驱动的新特征,而生活性服务业作为服务和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消费需求、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大班委”班集体建设参与的尝试——以宿迁学院五系为例

"大班委"即是由除却常规班级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外,在院系学生组织任职的本班籍学生干部也参与进来所组建的"大"的班级管理委员会。本班籍的院系学生干部在班级的常规管理或学生个体的包容性发展乃至自助管理与服务过程中理应能够做到示范带头,并参与到班集体建设的系统工程中来,同时能够获得班级同学的认同,并以此强化院系学生组织干部的班级归属感与奉献意识,规避"舍班级求发展"的学生干部选聘的病态现象发生,是真正意义上班级同学与院系班三级学生干部的情感凝聚与有机团结。     

抑制或鼓励:民族危机下的人口问题

近代中国人口问题是备受关注和争议的社会问题。人口过剩论与人口不足论是20世纪前半期两种主要的人口观点:人口过剩论认为中国存在人满为患的危险,应采取相应的抑制人口生产政策;人口不足论则认为中国不存在人满为患的问题,而是人口不足的问题,与之相应的应制定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实质上殊途同归,最终目的都是改造中国社会弊病,图谋民族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殷商甲骨文原初史探讨

该文试图从甲骨文、金文的角度,对殷商的原初史料进行解读。近年来在殷墟以外的周原,陆续发现了原初史的甲骨文新资料,这些实证表明:原本落后的周族始祖,并未延续夏族独自发明的特有的文字系统(迄今考古学未能证实其实际存在),而是继承、使用了敌对的殷商王国的文字——甲骨文。20世纪我国考古学诞生之后,在古文献学传统的记载中,尧舜禹、夏王朝是"文献学存在"的;然而在考古学的意义上,偃师二里头文化仍不能验证"夏王朝"的"考古学存在"即历史真实存在。今后我们还应坚持强调年代测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原初史提供更多的、合乎科学思维的考古数据,作为进一步研讨的坚实基础。该文试图运用现代科学思维,来解读殷商世系和天干十日的考证。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城市发展走向预测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城市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对经济新常态下未来城市发展的走向进行预测,对制定科学的城市发展政策、引导我国城市和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比较复杂，深刻地打上了西学东渐的时代烙印，与传统儒家大异其趣。民国新儒家主要从西方科技、逻辑学、实验主义理论的角度，将墨学看作中国文化中最具西方文化色彩的部分，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墨不如儒，认为墨学的缺陷与西方文化相同，从而对墨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像肯定西方文化那样，认为墨学有一定价值，主张以儒为主融墨。另外，民国新儒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文化的笼罩，对墨子的伟大人格和救世牺牲精神进行高度评价。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发展方略。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参与全球价值链层次偏低、服务业开放不足、衔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有差距、对外投资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新时代全面扩大开放将围绕提升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扩大敏感服务业开放、全面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强化“一带一路”下双向投资合作等领域开展。改革开放40年来，粤港澳合作在国家对外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仍具备独特优势，可以通过助力内地敏感服务业开放、实现湾区三地营商规则对接、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等路径手段，继续在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各个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在CEPA框架下广东继续“先行先试”、推动湾区要素便捷流动、发挥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制度创新优势、创新粤港澳合作机制等对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新高地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