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正态分布广义方差区间估计的改进

讨论了多元正态分布广义方差的区间估计问题,给出了在覆盖率及长度上均优于最优仿射同变区间估计的改进估计．     

我国经济增长与能耗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耗结构也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本论文主要通过对我国1992和1999年的不变价投入产出表进行结构分解分析,分析1992—1999年的最终使用与技术进步对我国国内能耗变化的影响情况,并进一步分解为各个经济部门的具体影响。     

分序装配及其他

把某个复杂工作(流程)分解成若干相对简单的工作(环节或步骤),这是管理的法宝之一,即靠工作(流程)分解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国货币、价格、真实部门之间的信息传导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5个宏观经济变量实证研究1999年1月￣2005年6月间中国货币、价格和真实部门间的信息传导。协整VAR分析及其相关的假设检验表明样本期内中国的5个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定向非循环图解法原理(DAGP)技术和多元动态因果检验揭示了中国5个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联接,从而得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动态因果关系的新结论。     

中国钢铁工业供给与需求影响因素的动态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钢铁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1996年至今钢产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但随着我国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钢铁工业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尽适应的矛盾日益显现,因此,钢铁工业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对市场长期需求规律的研究,将数量增长和产品结构调整相结合。本文利用变参数模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推动作用进行了动态分析。同时通过建立钢铁工业与其主要下游行业之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进一步分析了各下游行业的冲击对钢铁行业的传递效应以及下游行业各自对钢铁行业的贡献程度,初步探讨钢铁市场的长期需求规律。     

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利用碳排放系数法,对中国及各省份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进行估算,并利用LMDI模型进行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从2000年的27784万吨CO 2增加到2014年的91336万吨CO 2,其中内蒙古碳排放增量最大.从全国层面看,收入水平和人口规模是刺激因素,分别增加碳排放78229万吨CO 2和31998万吨CO 2;节能技术、消费倾向和能源结构是抑制因素,分别减少碳排放31122万吨CO 2、9636万吨CO 2和5917万吨CO 2.从省域层面看,能源结构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减少碳排放793万吨CO 2;节能技术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减少碳排放3146万吨CO 2;消费倾向效应最大的是山东省,共减少碳排放907万吨CO 2;收入水平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增加碳排放6153万吨CO 2;人口规模效应最大的是广东省,共增加碳排放4006万吨CO 2.     

教育对我国城镇收入差距贡献的实证研究

为确定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中教育因素的贡献大小,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中城镇居民的微观数据,采用基于收入决定函数的夏普里值分解法,得到受教育程度和教育过程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大小。研究发现,教育过程是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排序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     

一种新的高分辨定位去噪方法

高分辨定位技术在近几年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相当活跃。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多目标阵列接收信号协方差矩阵的去噪方法,并对结果进行了计算机模拟。     

基于LMDI模型的重庆直辖以来的能源消费碳排放研究

基于Kaya恒等式,采用LMDI分解方法建立重庆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实证分析1997—2016年重庆人口、经济发展、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促进人均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是抑制人均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自2010年起人口对人均碳排放有驱动因素,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随着煤炭消费比重、工业比重的变化而呈曲折变化态势.总的来说,驱动因素的作用大于抑制因素的作用,导致人均碳排放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多维视角下贫困的识别、追踪及分解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分析框架和多重剥夺的福利损失,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和2014年的数据,考察农村地区贫困的识别、追踪和分解。研究表明：从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条件、食物支出与收入水平六个维度综合来看,考察期内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有所改善;相比一维视角的收入贫困,多维视角下可以借助更多信息对贫困户进行有效地识别和追踪;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发现,一些特定维度（如教育、生活状况和卫生状况等）的变化对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化的影响较大。得出政策启示：对贫困的识别应当借助多维视角的福利剥夺,以便尽可能“识真贫”和“扶真贫”;对于贫困的改善应当致力于贫困户福利水平和脱贫能力的改善;扶贫过程中,应注重一些特定维度对贫困户脱贫能力的影响,将这些维度作为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