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词人李曾伯年谱

李曾伯为南宋后期的名臣重将，也是一位重要词人，今存词七卷，计二百余首。其词不屑作莺娇燕呢之语，而喜用慷慨悲壮之调，抒发忧时感世之情。然身后事迹几近淹没，今据其文集及相关史料，编排其行年、交游及著述情况，以为知人论世之助。     

《春秋榖梁传》的作者为榖梁子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榖梁传》当始于榖梁子，榖梁子从传说的子夏所传之笼统的《春秋》阐释之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春秋榖梁传》。榖梁子对于《春秋榖梁传》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可以说榖梁子是《春秋榖梁传》的第一作者，《春秋榖梁传》最初的古文文本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中期。     

“和莺吹折数枝花”考识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如何在学习继承唐诗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创造,是有宋一代有识之士的共识.王禹偁作为宋代诗文革新的先驱,其《春日杂兴》透露了个中玄秘,宗杜学杜又能融入己意,加以变化,最终追求自成一家,是其纵横两宋、影响颇大的主要原因.     

论顾炎武的《春秋》经传研究

顾炎武关于<春秋>经传的研究,无论是对<春秋>之义考释,还是对<春秋>三传的论证,以及对杜<注>的补正,均集中地反映了他求实征验的治学风格与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而他的<春秋>经传考证的学术方法,则开启了乾嘉考据学.他的以<春秋>经传考证为代表的经学成就,开创了清代新经学.他的治学主张、方法及成就,共同形成一代学术范式.     

“《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狱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19个春秋见证一个好丈夫的不变夫妻情

“我了解她，如果是我出事了，她做得会比我好。”丈夫宋增全平缓而自然地说出这句话时，妻子白玉兰眼圈倏地红了，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     

林石与温州“太学九先生”之显

林石,北宋熙宁、元丰时以明经笃行著称,长期以《春秋》教授乡里。元丰时与赵抃游,名动京师。又尝与管师常、龚原论学,为学不辞新旧,经术事功兼重。温州太学九先生得益于他的培养。太学九先生的学术思想,实肇基《春秋》学,详考其政治思想和仕绩,都带有经世致用的色彩。至于温州太学九先生一致倾向于程氏学,这主要是在为己之学这一点上,温州的乡先生们、太学九先生们和程氏完全一致。     

浅议春秋决狱对汉代儒学发展的影响

经学是汉代的儒学，也是通经致用的儒学。经学对汉代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每一种学术思想的发展都会受到当时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儒学发展到了汉代演变成经学，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学术发展的内纯致治法则解释这一演变过程。学术内纯化的力量，是儒学对自身元概念的探索从未停顿；学术致治的方向，使儒学更能与现实结合，并成为显学。     

《文心雕龙》的《春秋》经、传批评

<春秋>经、传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其对后世经学、文学、哲学、史学等所产生的影响无与伦比.<文心雕龙>将经传视为"原始以表末"的最重要依据和"选文以定篇"的首要范本,并从文学角度深刻论述了其意义和价值:经"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传乃"记籍之冠冕",二者共同树立起了文章立论之规范;经传俱隐义藏用,于文为约,吐纳自深,是后世箴、颂、议对、史传等诸体文学创作的光辉典范.     

《春秋公羊传》之三世

通过回溯《公羊传》里“三世异辞”的脉络，经由汉代董仲舒与何休等人的疏解，明确三世的要旨，从时间与义理两个层面重新把三世放回三统之中，以恢复三世说的本来面目。这一“恢复”有两重意义：一是澄清三世的含义，明了世与统的关联，拒绝以三世来独立描述《春秋》的历史时间；二是将三世重新放回三统之中，进化含义相应减轻，而三统中的承续意义便凸显。以三统观三世，旨在技术时代重新理解奉天法古之意，这对于重今天之“进步”而轻古今“承续”的现代思维有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