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     

重绘逝去的时空——论《吉陵春秋》的美学追寻与罪恶书写

《吉陵春秋》刻意遵照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模型,移植了传统、属于过去的世界的古典文学符号体系,写实意味与难以捉摸的象征意义构成了小说的美学矛盾。小说通过互文、不断重写的文本,重复、循环的时间与事件,呈现出一个神灵死亡、人类堕落的罪恶世界,显示出作者对人世风情的生动还原之外关于罪恶、命运、人类存在深刻、沉重的思考。作者对原乡、古老中国的追寻与人类对救赎希冀交织在一起,最终以文字的异彩作为救赎,展现了亦真亦幻的美学中国。     

宋翔凤公羊学说述微

宋翔凤以为,孔子受命为素王,述《易》、《春秋》之“微言”, “微言”著见于群经之中,更集中体现于《论语》,故宋氏借诠释《论语》而申述《公羊》之张三世、通三统诸义。其三世说在三世异辞与三世进化的基础上特重太平世,以为孔子作《春秋》是为致太平,然不同于传统公羊家“文致太平”之说,而以太平世为实际,已然背离了《公羊》张三世说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其论通三统,虽貌似沿承旧说,但又局限在礼制上说三统,这事实上完全取消了两汉公羊家通三统说中“以《春秋》当新王”这一最核心的观念。故宋氏之公羊学虽不乏有独到创见,但从另一面讲则颇失《公羊》本意。     

论魏源“《诗》与《春秋》一义”说

[提要]魏源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提出并系统论证了“《诗》与《春秋》一义”。依魏源,《诗经》与《春秋》均经过孔子编排,其中都寓有孔子之微言大义。这些微言大义是孔子基于素王的身份作出的,既有对“夷狄盛而中国微”之现实的回应,又有对“变周之文用夏之忠”之理想的建构。魏源“《诗》与《春秋》一义”说的提出,与道光年间四夷窥伺日深、中国失道民散的现实相关。魏氏意在通过存三代以上之心,行“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事,扶中国大厦于将倾。     

知止的智慧

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想要给《左氏春秋》作注，但他看到已经有贾逵、郑众二人作注在先。于是，马融便找来他们的注解阅读。仔细读过之后，马融这才意识到自己不适合给《左氏春秋》作注，他这样评价说：“贾逵的注本精深而不广博，郑众的注本广博而不精深。既要做到精深而又广博，就凭我个人的水平，又怎能超过他们呢？”     

《十六国春秋》之正统观研究

北魏史官崔鸿为北魏汉人世家大族,撰《十六国春秋》,书中纪年以东晋年号为纲,正统意识有违北魏官方正统立场,显示出在传统"夷夏观"的影响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汉人士族在正统意识方面自有绳尺。     

风的路，鸟的路

在新疆塔城塔尔巴哈台山和托里玛依勒山之间，隐藏着一条300多公里的牛羊转场牧道，塔玛牧道。每年春秋季节，数百万牲畜浩浩荡荡走在这条古老牧道上。一群一群的牛羊头尾相接，绵延几百公里。这条与公路并行的宽阔的大牧道，由深嵌土中的一条条小羊道组成，蜿蜒穿过山谷草地。     

罗永年：诗囊岁月 墨海春秋

罗永年，1971年生，字仲玉，号长辉，又号日月轩，山东菏泽人，现居北京。自书、自诗、自画，诗书画作品多次发表在《工人日报》《中国社会报》《北京旅游报》《书法导报》《青少年书法报》等报刊。     

高云览《小城春秋》的创作艺术

《小城春秋》的艺术经验就是：把真实生活作为文学素材,在广泛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主动寻求批评,容纳各种意见,慎重取舍,化史入诗达到艺术精品。高云览的创作实践启示我们：正确处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继承与创造的关系、表达与修改的关系、创作与批评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