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春秋》笔法”论及其文论建构

受依经立义意义生成方式的影响,刘勰将《春秋》笔法——《左传》、杜预的《春秋》五例和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家的微言大义由经学领域引入文学领域,具体表征为简言达旨和隐义藏用,使《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在经学、史学、文学三方面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融通,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出中国文论话语中处理繁简和隐显关系准则的语言家园,对中国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二十三载忙勤工忠于职守写春秋--记电白县教育局勤工办主任黄永雄

立冬之初,南方大地依然是万木竞秀,生气蓬勃。小车驶入蓝田坡大道,穿过一片碧波荡漾的荔林绿海,突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世外桃源”,这里是电白县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农苑。走近农苑,眼前是一巨幅山水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抬头仰望,百步亭耸立在农苑的最高点,登亭览胜,尽收眼底,令人感到这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大自然创造了这一杰作,是由于大自然首先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那就是电白县教育局勤工办主任、基地的主要创造者、农苑的总设计师兼施工员黄永雄。年初,教育局领导决定建设电白县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但局里教育经…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法律变革--春秋成文法的公布及争论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化,人文主义精神的诞生以及王权的失坠和霸政的兴起,新兴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新兴地主阶级将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以秘密专横为特征的奴隶制法律制度,并将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意志的成文法公布于众,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法律变革,揭开了中华法系的序幕,在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台湾《春秋》经传研究之师承与论著

传统文化的探讨 ,经学研究是一大指标。五十年来 ,台湾经学研究的成果极为丰硕 ,值得探讨。就《春秋》经传研究而言 ,从研究基地、师资阵容 ,到专题论著、学派流衍 ,皆可有取 ,并有可观。回顾五十年来 ,台湾《春秋》经传研究的成绩 ,左传研究以质量均优称冠 ,其次为春秋研究 ,再次为公羊研究 ,谷梁研究最为冷寂。春秋经传研究的学区分布则以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成功大学五者表现杰出。本文据此五大基地论述《春秋》经传研究的师承与论著 ,学界有思“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者得以览之     

程学传承与道南学派

二程洛学由“道南”而广播, 学术兴趣的差异和理论走向的不同逐步形成为闽学和湖湘学两系, 然二程著作的搜集、《春秋》、《中庸》的研究与心性思辨的展开成为两系学者相互交流的直接纽带。在道南学派的传承中, 治《春秋》与《中庸》的不同趋向与师徒授受中体悟的有差, 意味着程学后人从罗从彦、胡安国开始的为学宗旨的偏离。     

以圣统贤：《春秋》贤者形象的建构与辨证

通过对《春秋》贤者形象的考察,可以发现《春秋》中季札、子产、管仲等人,以其才学、才智、才干为本国图谋政治而被誉为贤者;这种贤者形象又有因重常而失之权中、因实用而具有破坏性、因国家和地域的局限而各自为政的阙失。德与才内通、圣与贤统一标准提出,使得后世得以矫正这些昔日贤者身上的道德罅漏。使重新定位他们的贤者身份十分必要。为此,《春秋》当时及后世诸传用“以圣统贤”的指引和“以贤成圣”的追求为道德理想提供终极指向,并为现实政治实践提供有益指导。     

《春秋穀梁传》华夷思想初探

华夷之辨是《春秋穀梁传》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穀梁传》的作者看来,华夷之辨首先源自于双方的自然差异,这一差异的扩大化则形成了"华夏为尊,夷狄为卑"的等级观念和"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穀梁传》巧妙地赋予"华"、"夷"概念以文化的内涵,并通过"贬夏为夷"和"进夷为夏"的双向流动,从根源上消解了华夷对立的基础,为华、夷在更广阔意义上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乡遂之制与西周春秋之乡村形态

西周春秋时代的城邑与乡村并非完全如《周礼》所言,也并非可以简单地以乡遂、国野之制解释之。在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引入考古发掘与调查资料,不难发现,城乡关系与国野乡遂制度是两个交叉的概念。国野乡遂主要是政治属性概念,而城乡只是聚居点的分类与分级概念。国一般可以等同于城市,野则是由城邑和乡村共同组成;国之四周的郊、乡区域,一般也是大小不等的乡村村落。至于分封到各处的卿大夫往往是以采邑为中心,统辖若干村落,形成一个城乡共同体。乡村之中有着与城邑同样的宗法血缘关系,乡村组织是血缘与地缘的合一,而且在这一组织中,尽管家庭已是基本的生活与财产分配单位,但家族仍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与社会组织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