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若干问题探讨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是许多国家都认为必要却又倍感棘手的问题。由于在权利主体、权利内容等诸多问题上的复杂性,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在法律上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予以保护。我国是民间文学艺术极为丰富的文明古国,应当对这类特殊的智力成果进行法律保护。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列入立法日程之际,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相关问题,对于挖掘民族文化遗产、弘扬和繁荣民族文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专利权的地域性"评析

专利权的地域性是专利权法律冲突肯定说和否定说争议的焦点所在.文章通过分析专利权地域性的成因暨合理性,指出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公约,适时地突破专利权地域性均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认为地域性并不是专利权的本质属性;随着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优化,专利权地域性的消失带有必然性;各国在处理涉外的专利权合同关系和侵权关系时,应突破地域性理论的窠臼,建立适宜的法律适用规则以解决存在的法律冲突.     

略谈古代神话的当代孑遗及保护问题

我国古代神话人物在当代仍然是崇拜对象,姓氏、地名多可追溯到古代神话,民间传说中保留了一些“活态神话”,对民间习俗的解释也有神话的因素存在。但是,今天各地在竞相开发神话资源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滥用神话资源的不严肃做法,这对古代神话的传承有害无利。学者应和地方政府通力合作,利用当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契机,传承和保护各地富有特色的神话资源。     

文化保护与文化批评——民俗学真的面临两难选择吗?

面对轰轰烈烈的全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国的民俗学者感觉到自身陷入了进退维谷、喜忧参半的两难境地。结合德国民俗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与传统文化遗产问题的纠葛,着重探讨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的若干问题,即民俗学义不容辞地承担传统文化保护职责的"原罪"意识,关于民俗主义讨论的出现和兴起为民俗学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哪些启示和契机,民俗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学科取向以及学科的自我认同。通过探讨认为,对文化连续性和文化变迁力量的探讨是民俗学的根本性任务,尤其在社会、文化发生急速转变的当今中国,民俗学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文化批评而不是文化保护。为了使民俗学的文化批评获得相应的力度和质量,民俗学科的社会科学取向则是一种顺时应变的睿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文化保护与文化批评之间,民俗学不存在两难选择。     

《行政许可法》“信赖保护条款”的规范分析

以信赖保护原则的构成要件及保护方式的选择顺序为框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行政许可法>的"信赖保护条款"与信赖保护原则的内涵不完全一致,体现在该条款没有将"信赖表现"视为构成要件、未贯彻存续保护优先的精神以及缺乏对废止保留的除外规定.     

河南省土地征用权制度改革研究

在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河南省国家土地征用权的过程中,应准确把握现行国家土地征用权运转的基本框架,高度重视中原崛起战略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平衡,进一步推进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通过制度变革释放存量建设用地,转变城市发展理念以促进中原城市群的协调和持续发展。     

团队生产、计量难题与企业的性质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从团队生产引发的“计量难题”及其解决机制的角度来解释企业的性质。本文在概述该企业理论的概念框架的基础上,指出了该理论存在的一个缺陷,即它忽视了企业的监督者-剩余索取者和其他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机制。     

寻求法律服务 一看二问三委托

消费者进行这类诉讼时首先要明确索赔对象: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可向销售者或服务者要求赔偿,若在展销会上和租赁柜台遇上这种情况,且展销会结束或柜台租赁期满后,可向展销会举办者或柜台出租者要求赔偿。打这类官司最关键的问题是证据。消费者在诉讼中应当向法院提供以下证据:一是反映当事人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如商品的购货发票、接受服务的票据、保管合同等;二是反映损害事实存在的证据,如鉴定资料等;三是能够证明经济损失情况的证据,如损失清单、医疗处方、发票等。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一定要向经营…     

刑法对结果无价值论的贯彻

大陆法系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之争是二战后在反省新旧两派学派之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映了当时欧陆、日本社会人生观、世界观和国家观等价值观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宪法国家观向着保护个人自由、利益、权利和建设法治国方向发展,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个人自由、权利意识普遍得到提高,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刑法注重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重视法益保护机能,体现谦抑主义原则,朝着贯彻结果无价值方向发展。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手段的非权力化转换

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我国比较注重行政保护途径,而且在行政保护手段中又较多呈现权力化色彩。这种对私权的过多行政权力化干预不利于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不利于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不利于降低执法成本,也不符合国际潮流。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手段应逐步由以权力化方式为主向非权力化方向转换。要广泛运用居中判断、在权力化行政手段中强化非权力化制度、充分运用“软权力”等非权力化行政手段解决知识产权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