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朦胧诗"后的诗歌走向

"朦胧诗"后至今近二十年中国诗歌总体上呈现衰微的趋势.本文拟从社会历史层面以及诗歌本体上的失误诸方面对诗歌式微的内外因加以探求,为重建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正常秩序提供一些值得注意的参考.     

隐喻:不可遁隐的诗歌之门——论80年代诗歌话语的“隐喻”特征

本文以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诗歌中朦胧诗、第三代诗、反讽叙事的诗歌写作,他们分别代表了80年代诗歌写作的不同阶段,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中的"隐喻写作"表现型写作的话语特征,这对于当代诗歌写作表现出积极的建构意义与积极影响。     

“重庆诗歌讨论会”及其影响

重庆诗歌讨论会是1983年10月在重庆举行的一次以批判"朦胧诗"和"三个崛起"为主题的专题会议,会议以政治话语代替学术话语,对艺术思潮和学术观念上纲上线,具有明显的"左"的倾向。在被批判者缺席的情况下,会议使"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讨论转向了非学术领域,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会议的主题和影响,对会议进行了评价,其主旨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是,有些学者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却不甚了解,误读了其中的一些信息,并由此对涉及到的人员进行了主观判断,我们要纠偏这种误读情况,需要通过大量的采访和史料进行分析和重新解读。     

论朦胧诗“涌流期”表意系统的局限性——以诗歌想象力和语言分析为中心

朦胧诗"涌流期"的表意系统存在着局限性,学界尚未出现对其"表意系统"层面的完整审思。这种局限性一方面表现为朦胧诗想象力内部结构中存在的"个体性/同一性"的矛盾,这使其在想象力建构过程中带有不可避免的解构性因素,朦胧诗人在对抗"文革"诗歌的主体建构中聚合,个体自身又带有分散的解构力,想象的悖论由此产生;另一方面体现在朦胧诗的语言层面,以"我"为向心力建构的语言"能指群"造成了其想象维度的单义性,其语言的横向组合也固定在"我"的抒情范围之内,在语言的所指层,"我"被赋予了"绝望/希望"二元对立式悖论感,使得朦胧诗语言在表意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朦胧诗的想象力与语言在社会语境的指引下建立了交互式的对应关系,二者在相互的"展开"中所构筑的表意系统有着不可规避的局限。     

朦胧诗意象的呈现与意境的缺失

意象和意境是中国传统诗歌的重要美学范畴。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审美意象。中国新诗作为从中国古代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异质文化,在呈现纷繁意象的同时,缺失了古典诗歌天人合一的意境美。朦胧诗在将意象化语体进行到底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反意境化倾向,但艺术上的反意境并不能阻止他们心灵上对意境的深深缅怀。     

论朦胧诗产生的现代主义文学背景

本文从实证出发,追踪朦胧诗先驱们在“文革”时期的阅读经历,发现他们从解放前的旧版图书、尤其是当时出版的“内部读物”,同时通过地下沙龙、文学聚会等活动,多渠道、多方式地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朦胧诗先驱们这种在非常时期的阅读经历,构成一种新的文学背景,影响到他们的创作中。     

“个体”的崛起与突围——对“崛起派”中个体意识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从一开始就远远超出了“诗学”理论的范畴.支持“朦胧诗”的“崛起派”论者以尊重个体价值为理论武器为其辩护,他们高扬“自我表现”和“心理真实”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究其实质,他们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其内心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想象.     

独立而执著的精神之旅——论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

吉狄马加是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既含有本民族深厚的文化意蕴，又具有开阔的超越本民族文化的人间情怀。作为一个受过双重文化影响的诗人，他对诗歌有着自己的认识与理解。从进入诗坛起，他就是一个独立于各种诗潮之外的“个性化”的诗歌创作者，通过与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后朦胧诗”的对比，不难发现这种“个性化”写作所具有的诗学特色和所昭示的意义。     

历史废墟上升起的圣像——论朦胧诗对中国形象的书写

朦胧诗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极富转型意义的重要构建成分。青年诗人们以强烈的社会政治意识、鲜明的现代自由精神与沉重的历史文化品格对中国形象进行了独具审美个性和文本深意的书写与塑造。朦胧诗对中国形象书写有几种它类型,阐述其中蕴藉的社会政治内涵和诗人主体精神,并在当代诗歌史的维度上进行观照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