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剧艺术创作的新变与异途

近年来抗战剧创作数量急增，精品辈出的同时，也不乏艺术审美水平低下、粗制滥造之作充斥荧屏，这不仅满足不了观众的审美需求，走入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异途，而且会误导观众对抗战历史的正确认知。为使抗战剧艺术创作把握正确审美方向，避免艺术形象简单化、粗鄙化，一要遵循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方法，二要符合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和谐统一的审美要求，三要挖掘并弘扬全民抗战中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彰显草根英雄在抗战中的贡献。从而不断深化抗战剧表现民族斗争的广阔艺术内涵，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精神，教育并激励后人不忘历史、牢记教训、革新图强。     

自我表达、现实介入与文本的历史性——郭沫若《棠棣之花》创作过程考论

从1920年的“诗剧”到1941年的“史剧”,《棠棣之花》从一部“半成品”到最后定型公演的漫长过程，贯穿了郭沫若“五四”和抗战时期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活动阶段，见证了他从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成长。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作品的补充、调整和修改等，实际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不存在文学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和政治性的宣传剧之间的对立。梳理《棠棣之花》从“诗剧”到“史剧”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自我与历史的对话中不断展开个人生命活力的过程，也有助于打破通行观念，深化对现代文学历史特性的认识。     

明清曲论家的历史题材剧审美认知论

我国是一个史官文化非常发达的国家，这种重出处、讲史实的传统运用于明清戏曲创作理论中，形成的戏曲家以曲传史、以曲补史、以曲运史三种不同的叙事策略，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以戏曲艺术再现或表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反映，体现了他们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审美认知。     

环境社会学微观视角下青藏高原垃圾治理路径探析——以三江源区“捡垃圾”行动为例

垃圾的产生和处理、人与垃圾的关系等是目前环境社会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从环境社会学微观视角关注个体环境行为的重要领域。文章以在三江源农牧区开展环保实践的两个社会组织为观察对象，借鉴戈夫曼的拟剧论等理论，透视两个环保组织的垃圾治理行动——通过具身性“表演”，催生、培养其志愿者、组织成员和环境他者的垃圾分类与处理意识，调动微观层面个人能动性与当地民众的生态道德伦理，在与地方政府、民众、游客等“观众”进行社会互动中达到传播亲环境行为的目的，促使更多环境主体加入环保实践活动，弥补环境治理中宏观结构与运动式治理之间的缝隙，最终将利他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捡垃圾行动嵌入地方垃圾治理事项，形成环境治理合力。这是独具三江源区特点的垃圾治理实践，开创了促进青藏高原环境综合整治新模式。     

“梦”中的政治寄寓：晚清三部《维新梦》时事剧考论

1903—1904年间，三部同名时事剧作《维新梦》先后问世。三剧均取材于维新史事，但立意、结构各不相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维新梦”不仅代表了维新派的未竟志业，亦寄托了国人对清季变局的反思。这里的“梦”着意纪实喻世，乃思想的“寓言”而非情节的“预言”。在现实政治与乌托邦理想之间，科学新知、历史意识与国族精神，交织成不同角度的“当代史事”与文化图景，亦体现出清季变局中士人的空间想象和政治寄寓。     

拟剧论视角下戏精下属的荧惑之术与领导者的防拒之道

戏精下属的本质是"两面人",其不良工作作风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在拟剧论视角下,戏精下属常见的荧惑之术有表演式勤奋工作、形式化认真学习、投机性创造业绩、作秀式炫耀德行、低调型"廉洁自律"。每一个秉持公心的领导者都应该真正了解戏精下属的产生机制,掌握一定的防拒之道,倡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破除信息茧房效应,探索更精准科学的考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