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时代与审美主义的幻灭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欲望一直既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同时也是导致道德滑坡、文明崩溃的毁灭性力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概括为由集体主义道德向个人主义道德,由理性向欲望的运动过程。面对人性与文明的这种二律悖反,哲学、宗教是曾经起到过巨大作用的约束性力量;而审美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到现在为止一些思想家们找到的新的救世良方。但从形而上学式的彼岸审美追求的乌托邦性和近世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审美主义的效果看,审美主义的救赎之路显然是一种失败的尝试。     

多重的苏菲主义:对"多丽丝·莱辛与伊德里斯·沙赫的苏菲主义哲学"——与苏枕商榷

多丽丝·莱辛作品中的苏菲主义思想是莱辛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在不同的语境中苏菲主义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本文涉及到苏菲主义的内涵,哲学与宗教的区别;讨论了伊德里斯·沙赫与苏菲主义的关系,西方新苏菲主义与伊斯兰教的苏菲主义的区别;最后,驳斥了苏枕的"苏菲主义推崇众人皆信教,它完全排斥理性、否定国家形式"的说法.莱辛接受的苏菲主义是西方语境下的苏菲主义,它既是一种知识又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     

新节俭主义：在都市中返璞归真

自然回归观念的深入人心，不仅使人们的行为开始崇尚自然，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都市的生活方式——一部分新潮族开始返璞归真，玩起了新节俭主义的城市版。     

文化保护与文化批评——民俗学真的面临两难选择吗?

面对轰轰烈烈的全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国的民俗学者感觉到自身陷入了进退维谷、喜忧参半的两难境地。结合德国民俗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与传统文化遗产问题的纠葛,着重探讨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的若干问题,即民俗学义不容辞地承担传统文化保护职责的"原罪"意识,关于民俗主义讨论的出现和兴起为民俗学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哪些启示和契机,民俗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学科取向以及学科的自我认同。通过探讨认为,对文化连续性和文化变迁力量的探讨是民俗学的根本性任务,尤其在社会、文化发生急速转变的当今中国,民俗学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文化批评而不是文化保护。为了使民俗学的文化批评获得相应的力度和质量,民俗学科的社会科学取向则是一种顺时应变的睿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文化保护与文化批评之间,民俗学不存在两难选择。     

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

非理性因素作为主体认识结构中的一个恒常性要素，对主体的认识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情感、意志、需求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活动起着选择、调节控制和驱动的作用，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的发展起突破和创造的作用。把握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认识过程的内在机制。     

论福柯解构史学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在理论方法、概念术语和批评实践等方面都受到福柯有关话语实践性理论、考古学描述方法、系谱学的效果史研究和权力生产性观念的有力影响。本文就上述影响做了系统考察 ,并对它们共同的“文本主义”等思维盲区做了简要分析。     

刑法对结果无价值论的贯彻

大陆法系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之争是二战后在反省新旧两派学派之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映了当时欧陆、日本社会人生观、世界观和国家观等价值观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宪法国家观向着保护个人自由、利益、权利和建设法治国方向发展,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个人自由、权利意识普遍得到提高,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刑法注重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重视法益保护机能,体现谦抑主义原则,朝着贯彻结果无价值方向发展。     

在自由与规范之间--对静女士的另一种解读

《幻灭》里静女士的意义不是传统观念上的政治理念的符号,而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女性叙事的两个极地之间的脆弱的中间地带。她三次精神幻灭的实质是她在女性自我与集体力量、在自由和规范之间痛苦挣扎后的绝望。她的悲剧结局表明作者在张扬"五四"以来的女性独立思想的同时,又对消解女性意识的新的男权价值观的认同,显示了作者头脑里的男权主义思想积淀。     

从限度论看规则道德建设的绝对重要性

2 0世纪对 2 1世纪的潜在性塑造 ,集中表现人的生存的实利主义化。实利主义泛滥是与”哲学的终结”相呼应的 :哲学孕育和滋养了实利主义的普世化 ,实利主义又反过来把哲学逼向了自我终结的边缘状态。人类哲学之最终倒向实利主义的怀抱并成为实利主义的牺牲品 ,在于哲学自身的无限度性。从终极意义讲 ,无限度论哲学思想促进了实利主义的反自然、反人类、反道德方向。要使人类重归道德生活的道路 ,必须在无限度论哲学终结之处重建限度论哲学思想 ,并以此为精神基础 ,创建起促进人类普遍地道德生活的规则道德。致力于规则道德建设道路的开辟 ,则是 2 1世纪人类普世性公正伦理全面探索的开始。     

试论纳税人的债权

随着我国的税法新发展，纳税人的权利亦需要重新认识。本文提出纳税人的债权概念进行探讨，以进一步完整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实现法治社会的完美的“税收法律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