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手段的非权力化转换

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我国比较注重行政保护途径,而且在行政保护手段中又较多呈现权力化色彩。这种对私权的过多行政权力化干预不利于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不利于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不利于降低执法成本,也不符合国际潮流。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手段应逐步由以权力化方式为主向非权力化方向转换。要广泛运用居中判断、在权力化行政手段中强化非权力化制度、充分运用“软权力”等非权力化行政手段解决知识产权纠纷。     

权力不必如此赤裸裸

对一些喜欢动用霸王管理模式的管理者来说，想要获得升职机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压迫”下属。在他们看来：“我不是在维护公司的正常制度和秩序吗？我的强势不是让那些企图偷懒蒙混的员工不得不打起精神拼命工作吗？”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激情的民主和理性的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二者之间有相互促进的地方，但并不如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天然统一，本文首先从理论及实践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然后以足球“黑哨”问题为例证，从法律的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思考，认为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是民主的法治要求，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是法治的民主要求，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统一。     

现代民主政治的“潜规则”

现代民主政治理念是一回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又是一回事,而现代民主制度内部权力运作更是另一回事,《硬球》叙述的正是现代民主制度内部的权力运作,具体落实为政客们在权力之争中所耍的种种花样,让人管窥到美国现代民主理念背后权力场的波诡云谲,美式政客们的真实嘴脸。     

权力要不要分享？

稍稍回顾一下那些曾经辉煌,现在却销声匿迹或早已被历史抛弃和遗忘的企业,我们就不难明白: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高度集权,甚至失去了应有的监督和约束,企业的命运就会很危险。高度集权易致决策失误当年珠海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广州太阳神集团的怀汉新、中山爱多的胡志标,到新近的三水健力宝集团的李经伟和张海,这几位集团企业的“一哥”个个大权独揽。他们曾经把所控制的企业带到了一个又一个高峰,同样是他们,将企业带到破产或被收购的境地。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企业由盛而衰的全过程中,他们的权力既没有适度分享,也没有有效约束和监督,因而,当发生重大决策失误时,企业很快就垮掉了。     

进津费：昭示了什么又缺失了什么？

政府同样是一个利益主体，同样有获得利益的动机。而且，由于掌握公共权力，政府如果不依法行政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其危害性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更大。     

试论美术文化中的技术理性

无论从劳动产品的角度看,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技术都是理性的表现;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一种技术展现的过程,即生产者的个性标记通过技术展现的过程,因此,技术本身也具有理性。理性的技术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农民工群体地位：失调与矫正

地位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个“扭结”。而且，“在任何社会环境里，地位总是同公认的价值规范相联系并引发出某些态度的。总之，地位以及与地位联在一起的角色，决定了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切入状况……。     

社区服务中心面临“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

社区服务中心是政府为了履行社区服务的职能,在社区投资兴建的专门从事社区服务的机构。该机构身为非营利组织,却与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兼有福利性、事业性和商业性等多种属性。如今,“功能齐全”的社区服务中心陷入了发展的困境。尽快剥离社区服务中心的事业职能和商业职能,恢复社会福利性的根本属性,或许是帮助社区服务中心走出困境的一剂良药。社区服务从“出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体制的缺陷一、官办色彩太浓社区服务始于1987年7月在武汉召开的城市社区服务座谈会。当时民政部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并倡导依托区、街道、居委会三…     

由法治达致和谐：2005年中国法治建设回眸

如果说．2003年法治进程的鲜明特点是民众的普遍参与，即由下而上、上下互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民众的呼吁下．政府及时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那么2004年法治建设的突出特点就是自上而下．且主要在两条路线上推进：一是加强了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二是对公权力制约呈普遍化态势。而对弱者权利的普遍保护和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是法治社会形成的显性标志。我们则可以毫不迟疑地指出，这是一个正义价值正日益彰显的时代。2005年中国法治建设的明显特点是：突出正义在法治建设中的价值及其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