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悲剧的人生感伤的诗

作为晚唐党争的牺牲品,李商隐的诗歌善于通过对自己身世的吟咏,深刻表现知识分子末世的苦闷与彷徨、忧愤与哀痛.充溢诗人心灵和诗歌中的是一种义无反顾的悲哀,一种透彻入骨的感伤.     

李商隐诗歌的心灵性结构

李商隐诗歌的心灵性结构不同于以前的叙事性结构、描绘性结构、抒情性结构、涵括性结构和梦幻性结构,标志着诗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构思能力的重大突破,完成了唐诗由主要对外部世界的描写进而向心灵世界拓展的艺术转型。其诗歌的心灵性结构打通了人与世界的阻隔,建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审美关系,超越时空限制,重整现实秩序,展示了人对自由与无限的追求,为中国诗歌史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     

清人引赋注义山诗考论——以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四家笺注为例

清人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为注解义山诗,引用了116篇赋。他们用赋作注的原因是：一为标明语典;二为科场制艺重赋的习气所浸染;三为自觉追求语言美感;四为缓解以史注诗的僵硬感。清儒限于时代桎梏,为避免文祸牵累,对部分义山讽喻诗的注解过于浅显;又因大量引赋,难免使阐释累赘啰嗦,影响对诗意的理解。但他们的笺注本意都是希望以精详的考证而最大限度还原义山诗隐晦的诗意,以工典雅驯的语言契合李诗秾丽纤巧的风格。至于注者主观意愿与客观笺注实践所产生的难以弥合的差距,不应成为今人误解清儒的原因。     

“小李杜”诗文中晚唐长安的历史记忆

长安作为唐王朝的都城，衍生出多重社会网络，成为唐代诗人的“记忆之场”。作为“记忆之场”的长安在“小李杜”诗文中呈现出杜牧樊川别业和李商隐樊南新居带来的物质性，宫廷政变、牛李党争、藩镇割据、河湟争夺带来的功能性，围绕李贺、元白诗学认知带来的象征性等特点。三者互为条件，成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感受长安并以长安为内核突破各种边界持续交往、彼此认同的基础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