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诗歌的通感手法及其心理机制

自钱钟书先生指出通感修辞现象以来 ,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把中唐著名诗人李贺诗歌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李贺诗集中通感手法运用的归纳整理 ,认为按心理机制分类 ,通感可分四类 :一、由心理共感与形象夸张形成的通感。二、由直接相似联想产生的通感。三、由间接相似联想产生的通感。四、由对自身生理反应的内省产生的通感。本文对四类通感的心理机制进行了细致而系统的探讨 ,试图以新的视觉去接近李贺 ,进一步理解李贺创作的真谛     

李贺人格及其诗歌之精神分析

李贺的诗歌带有浓重的精神病态的痕迹,他性格孤僻、敏感,与其精神抑郁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他早夭亦缘于此因。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可以判断出李贺诸多精神不正常的表现。因为他的心理类型是直觉内倾型,所以他的诗歌是白日梦性质的,他的观点新颖而虚幻。他的诗歌之所以缺乏理性,是因为其创作是幻觉式的,这是他作为直觉内倾者所特有的产物。     

宋元之际江南李贺诗风的流衍

对于李贺诗风的推崇和仿效,是宋元之际江南诗坛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对宋元之际李贺诗风在江南地区的流衍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对流衍的方式、特点以及流衍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南宋吴正子卒年考

正南宋吴正子注《李长吉歌诗》为李贺诗集首个注本,影响极大,但历来对吴正子其人所知甚少。周金标《吴正子〈笺注李长吉歌诗〉三题》(《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推断吴正子"大概生于公元1200年左右,主要活动于南宋宁宗、理宗时期",有发覆之功。惜未考其卒年。黄震《黄氏日抄》卷九五有《祭国史吴校勘正子》一文。此文虽未提及吴正子去世时间,但根据黄震仕履经历和《黄氏日抄》编排体例,可推知此文写作时间,而间接考知吴正子卒年。黄震咸淳七年(1271)始知抚州(治所在临川),咸淳九年(1273)离任。吴正子世居临川,系陆     

李贺诗歌与永贞革新之关系考论——兼论李贺诗歌之寓意问题

李贺不可能参与永贞革新,但通过交游,李贺确实有与闻永贞时事之可能,他的某些诗也确实与顺宗朝政有一定关系,如《马诗》（二十一）。关于李贺诗歌寓意的问题,学术界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意见,平心而论,李贺集中有些诗确实是别有寓意的。李贺毕竟生命短促,阅历有限,不可能指望他所有诗中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寓意     

从意识流角度阐释李贺《苏小小墓》

唐朝诗人李贺的《苏小小墓》一诗以苏小小的故事为题材,描绘了风雨之中墓地的景象。整首诗以李贺的意识发展为线索,不受时空生死的限制,表达了诗人对苏小小凄凉身世的思考。     

李贺诗歌中女性形象分析

李贺诗歌中涉及了大量的女性描写,其内容之丰富,在唐代诗人中并不多见。总体上李贺笔下的女性可一分为二,即虚幻世界的女性和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虚幻世界的女性又有神女和鬼女之分,其诗歌中对神女的描写形象尤为突出。袁行霈先生说李贺的诗歌＂一言以蔽之,就是书写内心的苦闷。＂李贺对女性的描写也是诗人内心苦闷的抒发,并且大量的女性描写已经成为他抒发内心苦闷情感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李商隐、杜牧对李贺白玉楼传说不同接受缘由探析

“诗歌鬼才”李贺以其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孤僻个性创造了一个瑰丽、奇诞的诗歌世界,对后世诗人影响很深。后人在借鉴李贺诗风的同时,也对其悲苦生平深表同情,对其生平传说的传播与接受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和态度,其中李商隐和杜牧的不同接受缘由很有代表性。李商隐对李贺生平传说的传播和接受,表现了他对李贺的爱戴以及对他早夭的痛惜之情;而杜牧则由于对李贺缺乏心理情感的认同,因而很难理解李贺的畸形和缺陷心态,也很难将自己的生世期许寄托在幻想中。因此,从二者传播与接受的差异性中,可以更好地了解李贺对后世的影响情形,以及后世对李贺及其诗歌的不同评价。     

唐代“三李”诗歌的精神流变

盛唐李白、中唐李贺、晚唐李商隐是唐代诗歌不同时期的杰出代表。李白盛世长歌的昂扬之气,李贺孤寂苦吟的萧瑟之意,李商隐风流晚唱的凄凉之态,构成了唐代诗歌精神的流变过程。唐诗由盛唐的昂扬首变为中唐的萧瑟,再变为晚唐的凄凉,这实际上也正是唐代士子由奋发蹈历乐观进取,转而为消沉冷漠枯寂渊默,直至暮气沉沉的心路历程。     

李贺诗歌意象的虚幻新奇及其成因

李贺在他众多的神鬼诗里,描写了许多神仙、鬼怪意象,使诗歌中的意象表现出虚幻新奇的艺术风格;此种虚幻新奇意象特征的形成,一方面缘于他对屈原以至李白、杜甫、韩愈等诗人艺术经验的吸收和借鉴,另一方面也和自身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心态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