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村治实践

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可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和村庄治理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村庄治理模式变迁理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逻辑上沿着村庄管制、村庄一元自治、村庄多元自治和村庄自治多元协同路径推进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可具体化为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了由一元村庄治理模式向多元村庄治理模式转变;二是实现了村庄治理模式一元化向村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转变。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实践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理论探索提供了经验支撑。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

通过对农村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实践的考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理念。作为一种典型的“输入”式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因为忽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治理失效的问题;成都市推行的公共服务资金政策,通过将决策权下沉到议事会的方式,实现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从“输入”到“嵌入”的转变。研究发现,普惠性的资金分配和弹性化的使用规则、需求表达和组织回应的制度化、村庄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的组织吸纳、群众参与和基层监督机制这四个层面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公共服务资金具备公共性、权责性、合法性和透明性四个基本特征,从而体现了基层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善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偏远山区农民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随着偏远山区农村社会的区域、阶层、利益、组织结构及观念的不断分化，这种外在情势变化激发了农民内在参与村庄治理的意识和动力，但外在的组织依托的缺乏、信息的不对称和参与渠道的不健全使农民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愿景难以实现。因此，只有加强偏远山区农民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组织化建设、信息对称保障和渠道健全拓展机制的构建，并动态感知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政治需求，提升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效能感，改变制约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体制机制，才能让偏远山区农民在享有实实在在的自治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基础上所参与的村庄治理行动成为新常态。     

外部资本的嵌入性发展:资本下乡的个案分析

外部资本由于"脱嵌"于村庄场域,其现代农业经营管理面临村庄社区的"日常反抗"而影响其在村庄中的发展。嵌入性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嵌入性发展是指外部资本必须嵌入村庄社会,获得村庄社会的支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认知嵌入、组织嵌入以及关系嵌入是外部资本实现嵌入性发展的三种主要方式。     

分化、竞争与压力的代际传递——对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理解

从分化、竞争与社会压力的代际转移和传递分析了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通过实际调查,阐析了农村由于农民分化而带来的社会占有的不平等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无论哪个阶层的农民都不会养尊处优;同时,农村社会性竞争的特征总体呈高度竞争态势和阶梯性,且无退出机制,年轻人快速地逃离村庄进城务工.由于村庄竞争往往与农民的人生任务捆绑在一起,使得中下层家庭竞争的压力容易转移并集中到中年人身上,中年人的负担和压力通过代际责任传递到了老年人身上,一旦老年人不能创造价值、无法自理及生病之后,老年人就成了子代的纯负担和累赘,就很容易在子代挤压和老年人为子代着想的合力下走向自杀.提倡将老年人从子代竞争中抽离出来,变家庭养老为社会养老,在新农保的政策下,确保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和希望.     

华北老人农业:内涵、特征与基础——基于豫南S县L村的调研

打工经济兴起后,我国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和家庭再生产模式,作为其衍生物的老人农业也便相继而生。相比全国其他区域,华北老人农业具有普遍化、高龄化和去机械化等典型特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揭示华北老人农业的社会基础,是本文的研究目标所在。研究表明,华北老人农业内嵌于竞争性村庄结构和日渐式微的家庭伦理关系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需要审慎对待这一共识性前提。     

土地调整与村庄政治的演化逻辑

基于农村土地内在的资源属性、社会属性和制度属性,土地调整不仅是集体产权的更新实践,而且也是村庄政治的生产实践。在土地调整过程中,组织动员、矛盾激活和“结平衡账”的辩证过程赋予了村庄自主化解矛盾和达成秩序的能力,村庄政治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进而形成与国家政治的良性互动。但是,以“确权”为导向的国家地权调控否定了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空间,逐渐侵蚀了村庄政治内核,村庄政治塌陷,村庄内部大量矛盾通过“上访”问题化。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渐趋失衡,基层治理陷入深层困境。因此,村庄政治是村民自治和基层善治的基础,找回村庄政治的关键,是重塑集体调整土地的权能,完善集体土地制度。     

社会和谐视野下的农地制度

目前,一些学者对农地制度与农村社会和谐的关系存在误解,错误地主张以土地私有化来化解土地纠纷.征地纠纷及其上访针对的主要是城郊农村的土地,牵涉的主要是土地的级差收益,不能作为中国农地制度的经验基础.在户均不足十亩、分为十多块的农地上,农业生产需要农民合作提供公共品,土地私有化会使合作格局崩盘.农用地纠纷及其上访多发,这与取消农业税、农产品市场变动、土地制度预期等多因素有关,与土地集体所有制基本无关.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符合中国农村现实,它赋予村庄集体的治权,能够保证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和纠纷的顺利解决,可以真正保障农村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