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公共权力: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及其解说模式

村治研究的重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治理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研究村庄公共权力则是搭建学术对话平台、消解学术分歧的重要突破口。以村庄公共权力为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不仅有着特定的村治研究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取向。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作为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传统解说模式,因其解释空间的有限,难以将村治研究继续推向深入。借鉴并运用治理理论解说模式,是深化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理想选择。     

农村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与区域比较研究

对村庄纠纷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和区域比较研究,需要结构化地理解各种村庄现象,形成对村庄的整体性认知,理解调解机制与其他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需要选择一个村庄的内生性因素作为视角和切入点,通过它串起不同区域的个案进行比较。由此既能加深对个案村庄的理解,又能发现调解机制的区域差异与共性。     

“苦痛”的记忆与“闪婚”的促发——对皖北Y村青年农民工婚姻实践的考察

本文探讨了Y村村民共同体"苦痛"的记忆与当地村民所践行的"闪婚"模式以及当地婚恋模式变迁之间的关联。村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需求构成发生在村民个体身上的婚姻失败事件转化为"苦痛"的集体记忆的意义转换机制,同时也构成这种苦痛记忆代际承续的动力。这一在不同代际间被不断表述的"苦痛"记忆经由关涉婚姻的地方感与行动主体婚姻实践的结合引发了对当地婚姻规范的动态建构,致使当地婚恋模式的变迁和"闪婚"模式的映现,而这种被行动主体建构出的新的婚姻模式和婚姻规范又在规制着当地村民的婚姻实践。     

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村庄治理视角

通过建立完全信息无限次重复博弈民间借贷模型,基于村庄治理理论,研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稳定运行的内在原因,认为正是村庄治理的两大作用:信息形成和违约惩罚,抑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维持并促进民间借贷的稳定发展。因此,认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传统农村民间借贷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借贷形式。     

发展观察系列(16) 制度的异化,抑或权力的强化?

正在河北某村庄,村委会建立了一整套集体会议决策制度,即凡事均需经过村两委的例行会议讨论决定,此举也被上级树立为村庄治理制度建设的典型。一次,该村庄申请到上级拨款,用于建设村庄互联网入户工程。该村有6个村民小组,其中5个小组集中连片(当地称为"主村"),而第6小组处在离主村8公里的山沟里。村两委会议讨论决定,该笔拨款将按各小组的人口数量平均分配,并由各小组分别负责自己的网络设施建设。得知此决定后,第6小组村民感觉不公,联名向村两委反映:这一分配方案没有考虑到第6小组距离远、山上铺设网络设施成本高。而村长反馈说,"此建议的确有道理,但是此事已经上会讨论并做出了决定,无法更改,在今后的资金分配中,村两委会考虑这些因素。"     

论农村政策基础研究--对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反思及建议

当前以实证材料为基础的中国农村研究,主要是以与西方对话为特点的农村学术研究和以总结推广农村实践经验为特点的农村政策研究.这两类研究的共同弱点是,缺乏对中国农村社会状况尤其是其非均衡状况的关注.通过研究农村政策在农村实践的具体机制及后果,以理解中国农村非均衡的内部结构,从而将抽象的中国农村具体化,可以构成农村政策基础研究,从而为农村政策研究提供理论资源.     

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民主治村的重要制度创新——对赣州"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调查与分析

江西省赣州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产生、发展是对中国村治传统的成功借助和根本改造,是赣州农村内部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对中国乡村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创新。它不是对现有村庄“两委会”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解构,而是对现有村庄治理制度的一种有益补充。在今后的新农村建设中,应努力保持和强化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作为村“两委会”领导下的村庄民间自治组织的本色,疏理和划清村“两委会”与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相互职责边界,加强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内部的制度建设和自身的规范化管理。     

仪式性人情与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基于宁波农村调研的分析

"人情"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普遍习俗,有着经济互助和社会整合功能。当前宁波农村的仪式性人情正日益丧失这些功能。由于仪式性人情场合的送礼数额非常高,招待客人的酒席标准也很高,处于村庄底层的村民根本操办不起,也无法广泛参与。因此,仪式性人情越来越成为村庄富裕阶层和小康阶层的"表演",中间阶层可以勉力参与,贫弱阶层只能退出。人情越来越成为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方式,并异化为阶层排斥的一种手段。这固然因为宁波村庄内部出现了经济分层,也因为村庄内部不存在强大的内生结构性力量。     

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

经济转型的社会影响及其机制,因地区和时期的不同有很大差异。本文基于苏南某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对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村庄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在改制之后的苏南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村庄公共权威经历了以“私营化”为表征的蜕变。具体来说,这样的公共权威“私营化”过程又体现为在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三方面的权力分散、精英分化、责任收缩的过程。而作为蜕变结果的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形成及其经营策略,不仅受到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私有化过程)的影响,而且受制于干部的选拔培养等既有社会政治制度。通过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到市场转型时期的历史对照,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从一个侧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比较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