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互嵌与文化共生——对芒旦傣族村“与汉为邻”的文化透视

"民族互嵌型社区"是我国当下民族工作中的全新概念与创新之举。居住在民族杂糅聚居区域的芒旦傣族村,可看作是研究中国"民族互嵌型社区"的一则缩影与实例,本文从这一代表性社区的调查出发,采用"文化共生"的学术视角,对"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内涵、特征、意义与可行性进行研究,并认为"文化共生"与"民族互嵌"存在同质模式的关联性结构,其在于生存空间、资源竞争与经济文化发展、政策的嵌入建设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芒旦村的案例向我们表明"民族互嵌型社区"在我国一直存在着民间经验与现实基础,其超越"唯民族认同"的社区整合实践对建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发现底层——1990年以来中国阶层研究的进路与转向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社会阶层结构被打破重组,以农民、农民工、城市失业低收入群体为主的底层社会逐渐形成,但它并未自始进入社会学阶层研究的视野。随着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底层抗争行为日益突出,孙立平等人于1990年代末提出"社会断裂"理论,这标志着底层社会正式进入阶层研究者的视域;然而,几乎所有学者都将底层社会视为上层(精英)社会形成的必然结果,止于道德化的判断和呼吁,并且迅即告别底层转向城市(中产)阶层研究。针对学界阶层研究的理论贫瘠和经验困惑,一些学者做出了重返底层的努力,他们重提"阶级范式"、面向底层社会经验,试图从中提炼出本土化的阶层概念和分析框架,以解读和回应中国社会发展变化中的问题。?更多还原     

凉山“一村一幼”实施中的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一村一幼”是在彝区特殊背景下提出的一种解决彝区乡村儿童学前教育入园难,并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 贫难题的有效措施之一。介绍了凉山“一村一幼”开展的具体情况,2015—2016年底共开办了3 060个幼教点,提高了全州学前 教育毛入园率。但在“一村一幼”实施过程中存在幼儿家长观念落后,幼教点建设时间短、任务急、质量不高、建设经费短缺、归 属权不明,幼教点师资匮乏、缺乏专业性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加强学前教育重要性的宣讲活动,完善幼教点基础设施 设备,优化教学环境,重视师资培训等对策和建议。     

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及其解释

村级治理定位为供给公共品、培育现代公民和促进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治理转型和乡土社会变迁催生出的“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嬗变的表象。村级治理在权威结构、资源配置和利益攫取等方面呈现出寡头特征,灰色利益生产、精英结盟和政治庇护促成寡头治理再生产。外生性利益输入和乡土弱社会成为寡头治村的形塑要件。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界定出资源下乡时代乡村政治实践的本质特征,寡头治村的相对固化消解掉村级治理的基本目标。面对普遍存在的村庄寡头政治,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超越基层民主建设命题,对以县为主的地方治理提出深刻而直接的挑战。     

工具理性：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伦理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从伦理学视角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导致了在农村场域中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关系松散的境地。政策的效率优先逻辑弱化了政策的公平属性,考核的数字化挤压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成效,政策的形式合理性以及政策的工具化认知,致使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出现了地方政府、村干部与贫困户共谋和贫困户对政策的福利依赖,精准扶贫实践困境进一步凸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国家政策嵌入到农村社区网络的过程中,谨防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弱化工具理性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社区治理良性运作的重要途径。     

村治能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逻辑分析与案例解剖——基于安徽省夏刘寨村的调查

基于精英识别—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和夏刘寨村的个案实践,分析村治能人推进集体产权改革的内在机理与运行机制。结果发现：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衍生出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内在需求,能人由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转变后,形成了现代化治村理念,与集体产权改革目标存在一致性。村治能人可以协调政府、集体以及普通村民三方关系,降低集体产权改革成本。能人从经济精英到村治精英转变的实现,必须健全需求诱导、有效学习、平稳过渡、外部支撑四大机制。在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者具备时,以完善的乡村治理,保证集体产权改革沿着正确方向进行。     

信任和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信任和收入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因素。利用对陕西省474户农户的入户调研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与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但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作用;农户人均年收入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交互影响均不显著;家庭人口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年龄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认知水平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农村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制定过程中,应更重视农户的主体作用;继续引导农民创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视农村社区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和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贡献度。     

清绍兴周马姻亲交游与1893年“科考案”的发生

清代绍兴覆盆桥周氏与吴融村马氏两家的姻亲交游,自嘉道至同光共历五世四代。以鹿池山房藏《马茱舫登高泛舟图》中的周以埏、周谟题诗为线索,结合《越城周氏支谱》《会稽吴融马氏分支宗谱》,查考周马两家的姻亲世系及交游历史,一方面补充鲁迅生平与家世研究的史料;另一方面重探1893年“科考案”发生的前史。综合家谱、档案等多类史料发现,数代的姻亲关系使得马、章、周三家成为科考“贿买”决策的内围,1893年周福清母亲的去世为“贿买”策划提供了关键时机,周福清作为“科考案”的“执行者”与其家境、官衔与姻亲身份等多重因素相关。     

格亥图村秧歌调的唱腔与唱词

格亥图村秧歌调有自己的曲体特点和唱词特点,其曲体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其唱词多运用虚字衬词;受山陕民歌影响,唱词中运用了大量的叠词;唱词与曲调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