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韦应物诗歌的艺术渊源

韦应物与陶渊明并称“陶韦”,学陶是韦诗的基本方面。除此以外,韦应物还很注意学习《古诗十九首》、“大小谢”以及其他汉魏以至晋宋齐梁的诗人,形成了其诗歌“源出于陶”,融汇诸家的艺术风貌,取得了自创新格的成就,颇有自己的特色。     

从“知识考古”到“美学解救”——论现代“人”的福柯式解构

笛卡尔以来，主体问题始终是现代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但是，从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开始，主体已经声名狼藉，主体哲学的范式被视为陈腐过时了，传统的主体之争已经没有意义，无论语言是第一位，或者自我意识的个体优先，这两个范式中的任何一个都凸现和遮蔽着什么，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或者寻找一种介于这两种范式之间的思路倒是可能的，如米歇尔福柯之路。     

论彼得·圣吉的管理哲学

彼得·圣吉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他的管理哲学从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管理手段与管理目的、管理组织系统与管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等四个维度全面揭示了管理科学的发展取向 ,深邃而富有内涵 ,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句秀 骨秀 神秀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晚唐五代词人温庭筠(飞卿)、韦庄(端己)、李煜(重光)三人的词进行比较分析,评价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秀,从语言的审美艺术角度看,指“篇中之独拔者也”,即篇中形象鲜明、秀美俊丽、光彩照人之处。王国维的     

新产品开发经济效益的预测

本文从分析新产品开发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入手,探究了新产品开发经济效益所具有的特性,结合灰色系统理论的特点,认为此理论很适合对新产品开发经济效益进行预测,对新产品开发的决策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袖”在中、朝舞蹈作品中运用异同之管见

"袖"舞是东方舞蹈的一大创造."袖"的运用,除延长了人的肢体,大大扩展了身体的表现力外,还通过舞者手臂、手腕、腰腹、身肢等不同力量、不同幅度的运动,使"袖"缭绕空际,变幻着无数的形态,其传情丰富、鲜明,超过了许多表情手段."袖"的徐缓、抑扬、飘忽、回旋所产生的形式美,完全可以把人们引入一个非物质的境界之中,赋予"袖"舞以人文精神内涵和意蕴,展现了"袖"舞的魅力和光环.     

当代诗歌集体化写作阶段的读者和民歌形式问题

在1949年至1976年的当代诗歌集体化写作阶段,颂歌建构起了自身独特的传播消费方式和文本形式.工农兵群众作为意识形态的中介,介入并主导着诗歌的生产、传播、阅读和批评等各个话语实践环节,内在地规约了民歌形式的制度化进程.工农兵诗歌及其民歌形式的试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创新现代文化体制和追求现代文化的民族化发展道路这两个向度的战略考量,同时也为当前诗歌重建中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诗歌道德承担的四个层次

随着世纪之初,中国诗坛理论研讨和创作新质的出现,“诗歌与道德伦理”这一古老的话题,已逐渐成为一个热点。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诗歌道德伦理”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话题为何要在这一时期出现?它是如何接续以往的诗歌历史并浮出历史的地表?为了能够将这一现象进行更为清晰的分析,并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我们相继邀请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任教的老师,以及曾在中心就读的博士,开展了一次关于“诗歌道德伦理”话题的研讨。其间的文章,除了以直接切中论题本身的方式展开论述外,还包括诸如诗歌道德的承担及其层次内涵,以及在回顾新诗历史发展的基础上,“诗歌与道德”的现实意义,等等。我们期待这些文章在较为全面地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前提下,将此问题的研讨导向一个更为广阔、深入的理论空间。     

论凤凰形象与杜甫的仁爱思想

凤凰是我国上古某些民族的图腾,是太阳崇拜的象征。从上古的向往光明,到先秦时期的象征高洁、两汉时期的秉德兆瑞、魏晋时期的俊才罹难,凤凰形象的文化内涵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杜甫笔下的凤凰在此基础上把凤凰之德与儒家的仁爱思想和济世精神联系起来。杜甫诗中的凤凰是仁爱的化身,是诗人奉献精神和仁爱情怀的体现。     

朦胧诗后：诗歌的困境还是批评的困境

新诗自诞生以来,就要面对中国传统诗歌和西方诗歌的双重标准和压力。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的出现及成功又使得它成为了评判之后诗歌的新参照系。大约10年前,一些当年力挺朦胧诗的批评家对朦胧诗后诗歌作了严厉的批判,把诗歌在当代的处境简单地归结于诗人和诗歌本身,却忽略了对批评本身的反思。因此,批评应突破自己的盲区,进入到诗歌文本本身中去,以走出困境,真正对诗歌进行理论建构和文本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