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     

杜诗几种特殊诗体体制研究及后世接受之述评

杜甫创制了“同谷七歌体”“曲江三章章五句体”“存殁口号体”等特殊诗体。其体制特征如下：“同谷七歌体”,由7首诗组成，每首8句，每句基本为七言，无平仄声调限定，其韵律安排非一韵到底，而是分为前后两节，前节6句押一个韵，后节2句转换韵部，且采用句句押韵的做法；“曲江三章章五句体”,由3首诗组成，每首5句，每句为七言，无平仄声调限定，在韵律安排上打破了传统诗歌偶数句押韵模式，将韵脚放在1、2、3、5句上，打破了人们对诗韵节奏的固有预期；“存殁口号体”,由2首诗组成，皆为声韵严整的七言绝句，每首诗前2句各举一存者一死者，且言其艺术擅长，后2句对其境遇发表感慨。后世诗论家肯定了这些诗体为杜甫首创。后世诗人多有仿制，情况不一：或对某些诗体体制逐渐认识，最终吻合；或守中有变，对某些成分做出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