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黑龙江历史的女真文古碑——女真文和女真文古碑考

本文通过对镌刻有女真文字的三块古碑,即大金得胜陀颂碑、永宁寺碑和重修永宁寺碑进行考证,得出女真文古碑是一千年到五百年前黑龙江地区女真人所创造的历史文明见证的结论.     

略论《诗经》文学性表现的梯式结构

《风》、《雅》、《颂》在题材内容上,在形象塑造、比兴手法以及语言艺术等诸多文学性因素上,都体现出它们在文学性分布上的不均匀,形成由《风》而《雅》、由《雅》而《颂》三个组成部分间的文学性层层递减的现象,构成一种梯式的结构。诗歌来源、作者及创作动因、描写对象等差异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诗圣颂——为偃师杜甫纪念馆作

中华诗国,诗人万千.伟哉杜甫,诗中圣贤.人品诗品,齐驱并驾.人品不俗,诗始高雅.诗史长河,众流所汇.诗圣杜甫,兼摄众美.一部杜诗,蕴含深广.社会百态,自然万象.一部杜诗,诗艺渊薮.流传千祀,脍炙万口.一部杜诗,爱国教程.弘扬诗教,广育精英.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与美育

美育之基本任务与语文之情感特性均要求语文教学必须以情动人、以情育人。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中 ,教师之激情颂读与用情讲解则为美育之关键。     

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思想

从《桃花扇》“三易其稿而书成”的全过程来看，孔尚任的创作思想是有变化的。在他没有出山以前，其初衷只是单纯的吊明之亡，抒发兴亡之感。出仕以后，因为感激康熙皇帝的知遇，所以又产生了颂扬圣朝的构思。但是，淮扬现实生活的磨难，冲刷了他的颂圣意识。他到扬州和南京亲自访问了南明的遗民和遗迹，不仅获得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离合之情与南明兴亡的题材细节，而且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他回到北京以后，看到太平国的昆班新戏，促使《桃花扇》进入了定稿阶段。从剧作的主观命意来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与“颂圣”的矛盾中，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颂圣”，以免遭到文字狱的祸害。但客观意蕴却突破了主观命意的束缚，广大读者受到艺术感染的是亡明痛史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侯、李双双入道的结局，也是作者潜在民族感情的一种表现。     

上博楚简《桐颂》与屈原《橘颂》

《桐颂》是上博楚简中数篇楚辞体作品之一,是与屈原《橘颂》在性质、旨趣、体裁、结构、艺术表现甚至文字篇幅等方面都颇为一致或大略相同的咏物诗。其作者,当是类于屈原、任职官府的楚国士大夫;其内容,犹同《橘颂》,赋桐成颂以颂扬热爱家国、心志专一、坚贞刚毅、特异独立、端正梗直、不从流俗、抱负远大、志节高尚的品格精神;其表现,则如同《橘颂》的"赋而比之也",咏物抒情,托物言志;其产生时代,也大致是屈原生活时代的战国中晚期。比较而言,《桐颂》与《橘颂》有着形式的朴雅之别、境界的低高之分等差异。《桐颂》及上博楚简中其他楚辞体作品的面世,使得人们对楚辞的兴盛、先秦文学的演变有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认识。     

论“百歌颂中华”活动对肇庆市合唱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广东省“百歌颂中华”歌咏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肇庆市合唱文化事业的发展;在其影响下,肇庆市合唱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开展,创作了一批较高水平、风格多样化的作品,提高了演唱水平,拓宽了曲目范围,培养了一批有实力的业务人才;他们发挥着梁柱作用,使一些合唱团由临时组建转型为常规训练模式,并成立了肇庆市合唱协会.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发挥“百歌颂中华”的平台作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肇庆市合唱事业的发展.     

论《文心雕龙》赞体部分的缺失

《文心雕龙》的《颂赞》篇集中讨论了赞体,但是在论述结构上缺失了“选文以定篇”的部分,在论述内容上仅论及史赞、杂赞而缺失了被视为赞体源头的像赞。结合辑佚及史传文献来看,汉魏六朝像赞创作极为繁盛,刘勰回避述及像赞及刘向、曹植、孙绰等赞体大家,应该与两晋之际佛教像赞的兴起有关。由于佛教像赞发源于佛经的史实,与刘勰试图建立的“五经为本”的本土文学起源论直接冲突,因此像赞回避了高僧像赞,并牵及列仙像赞,由此造成了赞体的诸多缺失。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