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合宪性检验——从比例原则出发

世界上多数国家有类似于离婚冷静期的相关规定。我国离婚冷静期制度仅适用于协议离婚,但自公布实施以来争议不断：支持者认为其可以限制冲动离婚,反对者则认为其限制了公民离婚自由。公权力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必须符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的逻辑起点是人权保障,基本内容包含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三个方面。基于比例原则审视我国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合宪性,我国建立离婚冷静期在立法目的上具有合法性,满足适当性和必要性的要求,但是以少数人的利益影响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符合均衡性原则,合宪性基础略有欠缺。当务之急就是完善我国离婚冷静期制度,使其符合宪法目的,维护宪法权威。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研究——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视角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逐步跳出单向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在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中确证其科学性特质。基于科学性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片面以政治性或文化性去认识和界定思想政治教育，而是从政治形态、文化形态与思想性角度去研究，实现意识形态教育、文化性教育和思想性教育的有机融合；不是单纯以机械的灌输进行理论教育，而是充分发挥教育对象主体性，实现渗透性教育寓于灌输性教育，从而激发自主性教育；不是固定特定主体的重点性教育，而是兼顾不同群体，扩大教育范畴，实现先进性教育与广泛性教育和层次性教育的协调发展。     

在风险社会中看合法性问题

在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叙事中，“合法性”概念出现的频率都是较高的，人们往往在极其普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只有当一个社会拥有了法的精神，合法性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是因为政治以及全部社会治理实践的法治化提出了合法性要求，才有了合法性概念。比较而言，“正当性”要比合法性的概念更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合理性也是一个现代性概念，但它主要是指形式合理性。风险社会中的行为、行动等也需要接受合理性评判，但要时时提防落入形式合理性的陷阱。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合理性将不再表现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而是被经验理性所置换。同时，正当性与合理性也将统一到“合道德性”之中。     

论作为独立违约责任形式的减价规则——内在逻辑与制度构造

减价规则是指, 在债务人的给付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债权人可以根据缔约时有瑕疵与无瑕疵给付的价值比例减少对待给付。 该规则的正当性在于使对待给付与给付相适应, 保持原合同的交换比例, 体现给付与对待给付义务的牵连性以及公平原则的要求。 减价规则的适用条件是: 债务人瑕疵履行、 债权人的对待给付可分、 债权人就瑕疵作了通知以及减价具备适用资格。 适用时, 关键是确定有瑕疵及无瑕疵给付的价值———通常以市场价格为准, 必要时可进行估价。 市场价格的标准时应为缔约时, 如此才能反映交易是否合算。 同理, 标准地原则上应为缔约地。 为更好地保护债权人, 便于清理债务关系, 应将减价权确认为形成权, 债权人在主张减价时应说明计算根据。     

数据挖掘的正当性论述及法律规制路径

数据挖掘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信息增值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引擎以及政府数据开放的内在要求,具有正当性.但其同时产生隐私侵权、社会歧视、利益分配等个人自治以及社会治理难题,引发正当性困境.对此,应构建数据挖掘的法律规制路径,确立"鼓励挖掘—安全保护—平衡协调"相统一的规制目标,完善数据立法以明确数据挖掘规制的规则,选择个人数据主体、数据挖掘主体、政府合作规制的规制方式及规制手段,赋予个人数据主体事后选择权,明确数据挖掘主体的保护义务并落实政府的数据推进和监管职责,以期实现技术与法律规制的互动融合,促进我国数据产业的良性发展.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韦伯“正当性支配”的概念可分为“权威主义命令权”与“正当性信仰”两个要素。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视域下，二者的失调威胁到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正当性危机”，而应对之道就是重新整合“正当性信仰”，同时避免过度整合带来的对“日常需求”的破坏。本文从韦伯“非正当性支配”入手，通过对中世纪西方城市的类型学比较以及对城市市民的身份特征、生活—工作风格、政治诉求、参与法律过程的分析，发现“非正当性支配”提供了一条西方文明特有的自下而上能够保全“日常需求”的路径，从而给“正当性信仰”的整合以及“正当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大数据时代以人为本税收征管制度建构的哲学基础

随着技术、经济和社会观念的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亟待与时俱进进行重构和修订。“数目字管理”是人类历史上国家长期以来力图突破和改进的技术难题。但技术作为工具理性不能构成对价值理性的凌驾。税务机关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大数据时代的技术硬件提升自身的税收征管能力而将更好地服务纳税人的软件效能等闲视之。在数据隐私问题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亟待保护的顶层问题之际，基于国家税权的信息干预并不能仅仅以简单的共同善赋予自身以正当性反思的豁免权，需要采取均衡原则的立法理念，将纳税人基本权利保护作为税收征管法修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论当代中国人文精英的边缘化

人文精英的边缘化是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现象。后现代主义的崛起、经济实利主义的流行、学术分工以及大众文化的冲击都是造成其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但边缘化过程不会无限度地进行下去,边缘化也是打破过去人文知识精英的政治依附、形成其独立性和批判性人格的重要契机。     

康德对自由意志的证成及其实践意义

每一个有理性存在者何以要对自己行动的正当性担负道德责任？何以能够在事实上担负道德责任？这两个问题构成了理论伦理学的根本性问题，前者可视为规范论的难题，后者可当作德性论的困境。对此，康德给出了有别于从行动主体外部寻找根据的路径，这形成了他两个世界理论的逻辑起点。若一个行动的动因不是出于行动者的决意或意向，而是出于外部的决定，那么他就不是自主的行动者，他遵循的便是因果性规律；若行动者把自己视为其行动的最终发动者、承担者、责任者和评价者，他遵循的则是自己制定的实践法则，康德将这一行动根据称为原因性逻辑。而完成归责的根本道路就是人通过理性和意志将其自身划分为同时属于知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成员，前者对后者具有逻辑在先的性质，它可以依照实践法则对自己属于感性世界的部分实施支配性要求，其本质是特殊意志即善良意志和实践理性对一般意志即效用动机和实用理性的主导性作用，以保证他的行为是出于义务，而不是简单地合于义务，更非反乎义务。康德的两个世界理论及其对自由意志的证成之于当代道德哲学的重构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是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如何将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运用于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