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不同社会医疗保险待遇人群死亡率交叉现象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老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2002～2005年调查数据对我国不同社会医疗保险待遇的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交叉现象进行了研究。运用离散时间的死亡风险分析,文章的发现支持选择性死亡的理论,即无社会医疗保险的人群,60岁时死亡率一直高于享受医保人群,使得无医保人群中强健的个体幸存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选择机制的作用逐渐表现为死亡率逆转,即无医保人群的平均死亡率在大约96岁以后开始低于享受医保人群。研究显示,我国享受社会医疗保险的老年的生存优势一直存在至96岁高龄,医疗保险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     

在生命的起点阻止贫穷的代际传递

为了阻止贫穷的代际传递,必须保证儿童有一个良好的生命开端,故而减贫行动应从"产前照料"开始.中国政府在贫困地区实施的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即具有这样的意义.然而,在青海省玉树和果洛藏族自治州,牧区妇女的产前照料服务利用率并不高.作者依据实际调查中收集的信息,探寻其中的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人口死亡风险异质与混合模型研究

多人口随机死亡率模型是人口统计和保险精算领域的前沿问题。建立符合我国人口特征的死亡率预测模型，对人口预测、长寿风险度量和积极管理长寿风险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研究中对人口死亡风险异质性问题的关注较少，不能为多人口随机死亡率建模提供科学的研究假设。本文从我国人口死亡风险异质性的检验出发，构建两性别人口死亡率联合预测的混合泊松公因子模型，并给出极大似然参数估计的迭代算法，对我国男女两性别人口死亡率进行联合建模和预测，最后用于对保险公司养老年金的长寿风险资本需求测算。研究表明，混合泊松公因子模型能够有效刻画人口死亡风险的异质性，提升模型拟合优度，有效避免传统模型低估人口死亡率改善的弊端，并且死亡率性别比变动趋势符合人类生物规律。在风险导向的第二代偿付能力体系下，本文提出的死亡率模型能够为保险公司提供更稳健的长寿风险资本评估。     

1918年大流感在华传播路径、范围和程度新探

中国是1918年大流感的主要受灾国，但史学界对中国疫情的研究非常薄弱。既有关于中国疫情的研究，所依据资料均较单一，不能反映疫情全貌，且存在明显误判。故需要结合当时中外报道、医官报告、海关史料、日记、地方志等材料，重建疫情在华传播图景。整体上，中国经历春秋季两波流感疫情，其传播路径主要依赖铁路、航道和驿道系统，京津、沪汉等重要城市是疫情向全国扩散的中心，而其他交通沿线的主要城市则是疫情在本区域内的扩散中心。其中，第一波疫情自北向南扩散，通过南满、京奉、京汉和沪宁等铁路线迅速传播，将疫区由点串成线，同时借由内河航道和驿道将疫区由线而织成网。幸运的是，第一波疫情并未波及重庆以西地区，且程度较轻，死亡率较低，惟因症状"新""奇"而备受舆论关注。相较之下，第二波疫情则自南向北传播，疫情范围远超第一波，甚至深入云南、甘肃和新疆等内陆省份；同时，第二波疫情的疫势亦明显较第一波严重，各省均有大量死亡病例报道，且呈现乡村疫势远甚于城市的特点，两者粗死亡率相差近十倍之巨。整体上，第二波疫情导致全国死亡人数的保守估算至少在360万至450万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考察1918年两波流感疫情在华传播亦需考虑到各种国内外因素的实际影响。事实上，此类变动的因素极大地加剧了疫情在华传播的复杂性。在国际因素上，俄国革命与黑龙江、新疆等省份的疫情传播关系密切，日本远征军的军事调动则是东三省疫情传播的关键因素，而中越、中缅间的跨国贸易网络则是云南疫情的主要源头；在国内因素上，南北交战和山东匪患加剧了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并大大提升了湖南、湖北、陕西和山东等省的人口流动频率，从而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文章深入挖掘和全面梳理了1918年中国流感疫情的各类中外史料，详细地考辨了两波流感疫情在华传播的具体路径和范围，重估疫情严重程度，并着重考察各种变动的国内外因素对疫情在华传播的复杂影响，进而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1918年流感疫情在华传播图景。通过文章的梳理和考辨，希望能为1918年大流感的全球性比较和中国国内的区域性研究提供扎实可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