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限制减刑的司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第12号指导案例评析

死缓限制减刑是为了弥补现行死缓制度的缺陷,充分发挥其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功能而设立的一项刑罚制度。从性质上看,死缓限制减刑仍属于死缓制度的内容,因而其适用应当满足死缓适用的基本条件。刑法与司法解释规定了限制减刑的适用依据,但过于原则,尚需结合立法目的、量刑原则等予以进一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指导案例是明确死缓限制减刑适用依据的有益尝试,但所选取的情节在决定死缓限制减刑的功用上需要深入剖析。     

贪污贿赂犯罪死刑废除研究

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废除死刑越来越成为主流趋势。目前,大多数国家只是保留暴力性犯罪死刑,而贪污贿赂犯罪属于非暴力性犯罪死刑理应得到废除。我国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死刑废除理论,为废除死刑提供理论基础。同时非暴力性犯罪在法律方面、人权方面都显现出了适用死刑的不正当性,基于这些原因,阶段性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适用,发挥死缓作用,以终身监禁制度部分替代死刑适用为日后我国死刑的废止奠定基础。     

论我国的死缓制度

死缓制度是我国所独创的刑罚执行制度,其设立是我们党和国家坚持“少杀慎杀”政策的具体体现．是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具体落实。但我国死缓制度还存在立法技术上的缺陷和不足,需要加以完善。     

死缓适用实质条件之理论构建——宽恕理论之提倡

司法实践表明,目前我国死缓适用实质条件的理论学说并不能为死缓适用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应在借鉴心理学中宽恕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死缓适用实质条件的新理论。死缓适用的实质条件是:(1)罪恶深重尚未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即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刚刚达到或不过分地超过罪行极其严重的下限标准;(2)犯罪人有认罪、悔罪或者其他值得宽恕的情节,即罪犯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不大。上述条件同时具备时,才能对罪该处死刑者适用死缓。     

论死缓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司法适用

死缓制度是基于功利需要而创设的一种制度模式,其实质是死刑的转处制度,即：附条件的以其他刑罚代替原判刑罚的制度。死缓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量变质变规律、德治刑法文化的历史传统和刑罚个别化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死缓的适用范围,就是“死刑立即执行”的阻却条件,因此应在立法中为其规定一个指导模式。     

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思考--以死刑改判为研究对象

一直以来，毒品犯罪都是我国重点打击的对象，而将毒品犯罪严刑峻法也是我国始终坚持的目标。我国作为少有的几个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国家，频繁和普遍的适用死刑，也给司法和社会带来一定的困扰，为了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兼顾宽严相济的政策，文章根据《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结合实际案例分析概括近年来导致毒品犯罪案件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的主要原因。     

打工妹的激情体验成本有多高？

2005年4月29日，广西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马华红、庞正贵夫妻涉嫌故意伤害一案作出一审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马华红、庞正贵商人死缓。     

死缓适用条件的梳理与评析

死刑缓期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是死刑执行的两种方式,两者的适用条件至今学界观点异彩纷呈,但学界的诸
多观点均不能达致完满。在现行的刑法框架内寻求死缓适用条件的路径应坚持先后不同的位阶顺序：“罪行极其严
重”是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是区隔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的分界线。“罪行极其
严重”应从客观危害上框定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遵循行为刑法原理;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应从主观情节上予
以考量,遵循行为人刑法原理。通过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评估,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或颁布指导
性案例等予以把控死缓适用的实质标准。     

死缓制度之检讨：法律逻辑与政治话语的双重展开

死缓虽然是彰显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但在控制死刑的实际执行上并无特效。相反,死缓的名不副实带来诸多的弊端,导致制度运行的结果是不得其利,反受其害。与其对死缓进行于事无补的改造,不如理性地予以舍弃,这既是法律逻辑的合理展开,也体现了对政治话语的准确理解。     

斥“提拔无望捞一把”

媒体报道,四川省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受贿2222万元被判死缓。在一些官员贪污受贿金额直线上升、早已超过亿元的今日,他这个数字已不会产生轰动效应,但他的“忏悔书”还是值得一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