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中民事赔偿责任的实现条件

本文对刑法关于民事赔偿责任规定的缺陷、民事赔偿能力的认定、民事赔偿责任的实现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客家契约习惯法研究——以赣南客家民事习惯法为例

赣南是客家民系的集中地和大本营,扎根于其中的契约习惯可视为客家民事习惯的代表,对客家族群的日常经济生活发挥着重要影响.客家契约习惯特别看重书面形式,流行实践性契约.由于受宗族习惯的影响,客家民系对家庭事务契约的代理人有约定俗成的排序机制,代理人对外签约享有广泛代理权.客家民事习惯法中,凡有定金、违约金的情形,违约方不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违约的保证担保仅有连带保证担保一种形式.租不过半、息不超本和人死债灭等民事习惯,则人性化地限制了过分沉重的债务.     

执行案外人再审之诉的法理基础和司法适用

案外人再审之诉制度的建立,旨在摆脱民事执行异议和异议之诉,常常难以有效处理侵犯案外人合法权益的生效法律文书上错误的尴尬并破除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原启动主体和监督范围太窄的局限。但其作为一种崭新的民事执行制度和审判监督制度,在申请主体范围、诉讼地位、提起条件、审理程序和审理法院、再审申请期限、结案方式均无先例可循,亟待科学探索,其司法适用对解决类似问题也有启示意义。     

光荣、梦想与堕落——法律职业化进程中的律师与法官

在中国法律职业化的进程中,律师与法官的职业规范已经成为影响司法运作的重要因素,对司法公正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建构律师与法官的职业规范,首先要确立律师和法官的法律信念;其次,要将职业规范转变为法律,使其能进入诉讼,成为权威机关决断或者处罚的根据;最后,还必须将律师和法官的职业行为和生活行为区别开来,严格规范法律人的职业行为,引导法律人的生活行为。如此,律师和法官的关系才会正常化、规范化,真正的法律职业化才能实现。     

我国民法典民商合一立法体例下法律适用的审视

我国民法典采用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然而民法与商法既有密切联系的一面,也有异质的一面,所谓民商合一并非简单地将商事法律规范并入民法,也非用统一的裁判尺度裁定民事案件和商事案件,而是在承认商事关系特殊性的基础上对民事法律和商事法律进行统一的整合。我国民法典没有关于民事关系、商事关系的判断标准的规定,应当予以明确。关于欺诈、显失公平、违约金的调整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在司法适用中应当区别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而不同对待。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诉讼请求研究

检察机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如何设置诉讼请求,关乎诉讼目的的实现及监督的精准度。从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提起的诉讼请求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执行效果,但仍然存在预防性诉讼请求作用发挥难、赔偿性诉讼请求不明确、恢复性请求实现困难及赔礼道歉惩戒作用弱等现象。因此,在注重科学设置并完善诉讼请求的基础上,可通过加强审查力度、设立环保基金专用账户、完善专家辅助人、优化磋商及执行和解制度,以及健全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方式,保障诉讼请求的顺利实现。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路径调适及入典规则安排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包括以行政命令、行政处罚为主的行政执法路径,政府部门提起的政府索赔路径,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多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并非井然有序,存在法理基础逻辑障碍、制度衔接不畅、相关主体角色错位等困境。构建途径畅通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持续改善环境治理,是当前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法典化塑造的特定背景中,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仍面临入典规则如何安排的新挑战。厘清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中行政执法、政府索赔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尊重行政执法的首次判断权,以行政执法为首要选择,政府索赔次之,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补充。为保证路径内部逻辑一贯,并处理好路径之间的衔接,必须类型化区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路径,最大程度发挥制度合力。     

精神权及精神损害赔偿

人的自然存在包括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对人的自然存在的保护应该包括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应承认精神权的独立性。精神损害是以精神权为侵害客体的民事侵权的必然法律后果,而不是侵害其它权利的民事侵权的偶然后果。区别侵害精神权的民事侵权和其它民事侵权,使其成为独立的民事侵权种类,有利于精神权的保护。     

浅谈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

本文论述了我国民事诉讼应当采用优势证明标准的三方面因素,即法律的真实观念、盖然性标准、民事诉讼证明模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