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人格思想及其特点

清末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封建王朝腐朽没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写下了著名的《新民说》,发出改造国民性、提升国民素质的呼声,呼唤新民的出现。《新民说》通篇的主旨,都在于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形象,培养具有优良素质、进取精神、健康心态和强健体魄的新民。《新民说》体现了梁启超先生人格思想的主要内容。     

民国以降词学批评视野中的体派之宗论

民国以降,词学批评视野中的体派之宗论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偏重于推扬婉约体之论,二是主张婉约与豪放不可偏废之论。此两方面线索各见承衍,各有推阐,客观上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对立的交集与建构关系,从主体上继续展开了古典词学批评中的体派之宗论,将传统词学中体派宗尚的历史意义与批评拘限更为明确、充分地揭橥出来。     

乱世中的稳健势力:民初广州的银钱业及其组织

民初是广州银钱业及其组织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 ,至 30年代初 ,其发展达于巅峰。由于新式银行的业务发展尚未成熟 ,故银钱业仍执广州商贸之牛耳。银业同业公会的成立与活动促进了本地域内金融资本家由分化走向整合 ,加之追求和平与有序 ,故成为近代乱世中之稳健因素 ,并在地方经济社会事务中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     

略论民国时期旅游的近代化

民国时期,在世界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国内各项旅游条件改善而时局又一直动荡不安的背景下,旅游发展以抗战为界,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并呈现出旅游活动更加普及、旅游方式和内容日趋丰富、集团旅游兴起、近代旅游理论研究发端等一系列近代化特征。     

民国时期的本色神学

基督教在中国屡次失败、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感,其最终的原因都归为一个,即基督教并没有处理好自身同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没有让中国人彻底理解基督教所借用的西方文化符号之下承载的独特教义。因此,基督教若要在中国继续传播,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创建本色化神学,去除原有的“洋味”,以便被更多的中国人所理解。     

民初刑事诉讼法制变革论略

从清末至民国前期 ,传统司法以欧、日体制为蓝本 ,开始其近代转型。在刑事诉讼法制领域 ,确立起检察公诉、四级三审、言词辩护等新式制度。此一时期的刑诉法制建设 ,涤荡封建法制残余 ,着意采纳欧日各国先进诉讼原则 ,其所定刑事诉讼程序 ,已大异于封建时代的旧法 ,彰显出融入世界先进文明的特点。     

论民国初期南北战争之起因

民国初期的南北战争,是发生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南方军事政治集团与北京中央政权之间的内战(纯粹的军阀混战除外),包括“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等。南北战争的发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历史考察

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从清末露出端倪,至“五四”之后的20年代逐步向前发展,初步奠定了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时期则基本停滞,20世纪80年代重新崛起,发展势头强劲;90年代之后持续升温,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都有大的拓展,成果斐然。台湾和香港的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活跃,国外的研究则主要放在曾留学他们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民国后期“西部开发”中新疆农业开发思想评述

民国后期,新疆农业有了较大发展,以使用传统农具的个体小农垦荒为特点的传统农业开始向注重科技化、机械化的近代农业转变。这一时期关于水利开发、推进农业近代化和移民的农业开发思想推动和促进了当时的农业发展。     

中华民国史个案研究的突破与体系构建———以个人的研究为切入点

在史学研究中 ,也存在立体几何中的点、线、面、体之间的关系。民国史研究也是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个案研究与体系构建相互支撑、共同推进的。目前的民国史体系是大陆、台港澳地区和国外“三足鼎立” ,各有所长 ,各有局限。无论在时间的阶梯上 ,还是空间的幅度上 ,整合国内外民国史研究的人才资源、史料资源和成果资源 ,是构建民国史新体系的必然选择。实现民国史研究资源重组和体系创新 ,应以全球化视野 ,确立民族独立与追求近代化的主线 ,消除壁垒 ,继续破除片面的阶级斗争观、领袖中心观、片面的革命观和孤立的政党观 ,研究历史主体的能动性 ,明确视角的焦点 ,加强全面协作。缩小民国史研究的距离 ,海内外学者应致力缩短现实中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