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藏事务局及其对藏政的管理(上)

长期以来 ,藏学界和史学界对于民国初年设置的蒙藏事务局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史料的不足。本文利用近年刊布的原始史料 ,探讨民国初建、政权鼎革之际 ,蒙藏事务局对藏的施政管理 ,以说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该局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 ,以及民国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和日常行政管理都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蒙藏事务局及其对藏政的管理(下)

长期以来 ,藏学界和史学界对于民国初年设置的蒙藏事务局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史料的不足。本文利用近年刊布的原始史料 ,探讨民国初建、政权鼎革之际 ,蒙藏事务局对藏的施政管理 ,以说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该局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 ,以及民国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和日常行政管理都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民国四川藏族档案史料评介

民国四川藏族档案,主要是指民国时期形成的反映四人藏区藏民族活动及藏族事务的历史档案,相对集中于四川省档案馆和甘孜、阿坝两州档案馆。不同载体的汉藏文档案史料,上起民国元年（1912年）,下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内容可大致分为政务类、经济类、军事类、司法治安类、民族类、宗教类、文化教育类、涉外事务类等,多侧面展示了民国川西北藏区和康区（川边地区）的历史概貌。     

民国的风俗变革与变革风俗

民国时期是时代大发展、社会大变革的时期 ,风俗的演进也进入到转型的阶段。风俗的全面变革促使了一系列变革风俗的产生。文章论述了当时风俗文化演进的三种趋势———对人的尊重、对迷信的涤荡以及政治因素的渗入 ,是民国风俗步入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标志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民国初期广西三关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分析(1912～1931)

近代梧州、南宁、龙州三海关是广西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在我国近代对外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广西对外贸易出口商品基本是初加工或是未经过加工的农副产品,以技术含量低,技术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出口商品以农民自发的个体小规模经营为主,成规模经营极为少见。进口商品以日常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为主,其商品结构与我国的进口商品结构相似。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大宗进口商品的数量、价格都在不断增加。本地土产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最终不敌洋货,洋货市场需求与日俱增,洋货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扬,大量洋货的涌入,不仅加速了自然经济的崩溃,而且加重了百姓生活的经济负担。     

清至民国时期平定地区的水神信仰初探

清至民国时期,天灾人祸不断,为了满足民众祈雨时的多重需要,平定地区水神信仰的类型增多,不仅有传统的龙神信仰,自然神、古代先贤和本地传奇人物也都进入水神的行列。此时的水神信仰达到顶峰,信仰范围广泛,功利性和农事性极强。人们不仅在水旱灾害多发的时段举行定期祭祀水神的庙会,还在发生严重旱灾时举行特殊的祈雨庙会。作为地方文化,水神信仰有助于整合地方社会秩序,发展地方经济文化。     

民国时期苏州演艺业的现代转型

在城市经济发展、文化艺术传统和地理条件的影响下,苏州约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有现代演艺业的萌芽,到30年代有了正式和长足的发展,40年代中后期更是出现了分层发展的成熟趋势。文化艺术传统、经济优势、地理便利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母床,文化创意产业则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动力。苏州从上海汲取了资本支撑的同时也展示和宣告了自己的影响力,这是它成为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史中重要城市的理由。     

简析民国初期(1912-1927)大学内部治理

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活动,三者共同构成教育史.从教育思想、制度与教育活动层面,尽最大可能还原并分析民国初期的大学内部治理状况,重点考察了民国初期的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南洋公学等公立大学与复旦大学、北京朝阳大学等私立大学,这些大学在民国初期的高等教育系统代表了南方与北方、公立与私立大学的不同办学特色.通过对其内部治理思想、制度和实践的梳理,以期完善当前中国大学的内部治理,推进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他者与自我——民国女性词话批评主体的性别差异

以女性为对象的词话缘起于清代,至民国蔚为风气,成为新兴的词学批评分支。民国女性词话在当下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缺乏总体性考察与认知。作为批评主体的词话作者,其性别从属直接关系到词话的立场、批评方法、审美观念等诸多方面。从他者的角度切入民国女性词话,可以看到男性作者在词史文献方面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进行正统观念下的美学批评,仅以闺秀词视之。女性作者则体现出主体性的张扬,自我意识的高涨使得女性词话呈现出强烈的个人特征,同时开拓了女性词学的格局与视野。殊途同归,双源合流,民国女性词话的繁荣是两性批评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