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语言发展与辽宁文化战略对策

本文认为,汉语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社会的形成相始终,现代东北及北京官话共同的基础方言——幽燕方言,或为原始华夏语的直接渊源之一,参与了汉语的早期构成;北方话之源可能不仅在河洛一带,而且在长城地带。本文从东北亚地域发展的历史及汉字文化圈形成的角度,梳理了东北亚语言和谐发展的历史特色,提出了东北亚语言的内部结构,即跨文化交际多重金字塔言语系统,并针对辽宁语言文化发展的历史及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构想及对策。     

语言变体的分类及社会意义

语言与社会处于共变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语言因使用者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语言变体称作方言。包括地域方言、时间方言、社会方言及个人方言。语言的使用因情景、场合的不同产生的不同变体叫语域，分语场、语旨和语式，其正式程度由语体来区分。了解语言变体对掌握语言交际功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陕北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

方言是记录文化的工具,也是民俗文化的构成要素。陕北方言是黄土地锻造的,它不仅积淀着陕北文化,而且体现着陕北文化。透过这种独特的方言艺术,可以回溯曾经的陕北历史,领略精深的陕北民俗,解读淳厚的陕北人性。陕北方言凝结了陕北人的智慧,也雕塑了陕北文化。     

试论汉语吴方言状态补语构式形成——语言接触与重新分析导致的语法化

在语言学研究中,语法化与语言接触的关系对于当前历史语言、接触语言和语法化的研究至关重要.汉语吴方言中状态补语构式的形成,有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因素.外部因素是语言接触,内部因素是重新分析.外部因素表现为南宋江南白话文献和吴方言发生接触,产生完成体构式,此即语言接触引发演变的结果；内部因素表现为表完成的从句演变为状态补语构式,此即重新分析导致演变的结果.此研究表明,语言接触在某些情况下是语法化最重要的诱因.     

陕西方言在媒体中的应用与发展

在我国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方言却像一种"非主流"元素在媒体的各个角落遍地开花。从小品相声、音乐戏剧到电影电视、广播网络,方言都有占有一席之地。在方言疯狂涌起的浪潮里,陕西方言火爆银屏的趋势愈演愈烈,在媒体中分外流行。陕西方言能够在媒体中如此火爆,不仅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而且与陕西方言鲜明的地域特色、陕西方言本身独特的魅力有着深刻的联系。但方言节目的风起云涌,势必会出现节目泛滥、质量过低、使用不当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能让陕西方言在媒体中健康持续发展,又不影响"推普"政策?坚持创新、扬长避短、严格自律才能经受国家政策、媒体竞争和受众需求的三重考验。     

差一点成为普通话——广州方言

广州方言又称为“粤方言”、“粤语”、“白话”和“广府语”，英文叫Cantonese，是汉语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较为复杂、保留古汉语语音特点和古汉语词语较多的一种方言。分布在广东大部分地区和广西东南部。今日的广州方言还保留着不少中古时代的汉语语音，且看杜甫的一首五言律诗：     

《赶牲灵》的审美追求

《赶牲灵》这部长篇小说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追求真实性、民间性和文化性。具体来说，其审美追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色彩浓厚的陕北方言。从方言表现了陕北人特有的人文地理以及陕北人豪放亲和的性格两方面来说明。二、信手拈来的陕北民歌。陕北民歌不仅表现了人们的生活场景、吐露出人们的内心情感，还表现了陕北人投身革命的热情。三、应时应景的陕北说书。陕北说书历史悠久，不仅应景，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更新变化着。四、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商丘方言中的“了”

“了”在商丘方言中有三种变体。文章描写了这些“了”的意义和用法，并从体貌范畴详细探讨其间的区别和联系。比较它们功能和语义上的不同，可以帮助解决普通话中的一些歧义问题，从而更好地认识普通话中的“了”。     

宋代江浙方言分区初探

方言地理学、历史地理学虽然分属不同的学科,但是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学"是二者联系得纽带。现代方言分区的主要依据之一是语音特征。通过宋代江浙诗人用韵的分析,归纳出宋代江浙13条语音特征,利用这13条语音特征,进行宋代江浙方言分区,结果发现宋代江浙方言分区大致与现代江浙方言区域分布相对应,也就是说现代江浙方言的区域分布在宋代即已具雏形,其中江浙吴语的划分与周振鹤、游汝杰根据现代方言区划和南宋政区界线相重合的部分所拟的宋代吴语的划分基本一致。     

大连方言中的“血受”

近年来,大连方言中的“血受”一词不断出现在各类媒体之上.它是大连人经常使用的一句方言,表示非常过瘾,特别舒服,相当好的意思.作为一个表示感受良好的词汇,使用“血”字,多少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文章在分析研究了“血受”一词的语意及语源,认为“血受”应为“邪受”,意为“超出寻常的感受”,并且在提问时可以用“受不受?”,回答是可以使用“受!”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