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

本文利用文献及考古材料，对唐代长安中亚诸国人居住情况进行了考察，首先提示出唐代长安西北隅存在着一个胡人聚居区，并说明这与胡人聚族而居的习俗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其次，作者通过对聚居于长安的中亚诸国人在姓氏、婚姻、丧葬、宗教、文化等几个方面汉化表现的分析，探讨了其背后的地域、语言、血统及宗教等方面的因素。     

河州何土司家族考略

何土司是明代在西北最早敕封的土司之一，对西北的政治、军事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因为缺乏系统记载，学界对其一直知之不详。何土司在明初受封世袭指挥同知，一直到民国二十一年，方被废除。其统治时间之长，影响力之大，势力之强，在西北土司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论完颜璟的汉文化成就及汉化政策

金朝历代统治者从总体上看都很重视汉文化,其中金章宗完颜璟是汉文化成就最高也是对推行汉文化最有贡献的一位.他一方面注重提高自己的汉文化修养,在书法、绘画、音乐、诗词等各个领域都颇有造诣;另一方面,他创造了宽松的思想、制度、政策、文化环境,鼓励和引导女真族人认同、接受、研习汉文化.主要措施有:确立儒家文化在思想领域、礼仪规范、政治生活中的正统地位;大力发展汉学教育,为女真族人创建良好的汉学教育载体;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最终形成了金朝学习研究汉文化蔚然成风、儒学忠孝仁义观念深入人心和人才辈出的局面.     

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与农牧业

在北朝隋唐时期,从西域向东,直到营州一带,粟特人大量经营农牧业,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由于各地生产方式的不同和粟特人聚居形式的不同,粟特人对农牧业的经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粟特人经营农牧业,不仅与各地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一起开发和发展了当地,同时也在生产方式上进一步的汉化.     

唐代入仕粟特人的汉化进程

中亚粟特人在进入中原后,就逐步开始了与汉民族的融合,在唐王朝时期,由于中西方交流活动频繁,这一融合的趋势也大大加快。入华粟特人与中原社会的具体融合过程,是在充分参与中原社会诸活动中逐步完成的,其中对中原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也是入华粟特人最终完成其汉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论壮族“汉化”与汉族“壮化”过程中的人地关系因素

“汉化”与“壮化”是壮族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深刻影响到这一现象的,除了文化因素外,亦有明显的地理因素.自宋以来,广西壮族地区所发生的“汉化”与“壮化”现象,背后都有人地关系因素在起作用.     

区域文化交流与北魏汉化新境界——以文明太后的文化功绩为中心

北朝前期,由于地理分布、族群定位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北魏与十六国在汉化进程上差异显著,构成了两大异质文化区域。政治统一完成后,在历史因素和现实利害的双重影响下,文化融合依然迟滞。作为北燕王室后裔的文明太后,依凭故国人脉和特殊机缘,最终掌控了北魏政权,实现了最高统治者文化身份的置换,改变了统治阶层中主张汉化与反汉化力量的对比。她一改以往以拓跋民族为本位的政治、文化政策,打破了北魏与原十六国、北魏与南朝这两对异质文化区域之间的壁垒,促成了北魏汉化的新境界。     

东魏、北齐并非鲜卑化政权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出：“故自宣武以后，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益强……其后高欢得六镇流民之大部，贺拔岳、宇文泰得其少数，东西两国俱以六镇流民创业，初自表面观察，可谓魏孝文迁都洛阳以后之汉化政策遭一大打击，而逆转为胡化，诚北朝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     

由氏族到八旗——满族民族认同中的矛盾现象

满族的八旗制度一向被认为是维系其民族精神、避免汉化的重要制度,而清代历朝皇帝亦力图强固满族本习。从满族氏族精神的建构、本习的定位及祭祀的变化三方面来看,八旗制度虽然凝聚了满族,却也破坏了原有的氏族精神,使汉文化更容易渗透其中,进一步促进满汉的"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