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卡特挫败纽约州法典化运动的原因

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发生了法典化运动,围绕法典编纂的论战也就随之展开。历史法学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再次站在了一国法律史的风口浪尖上,成为了纽约州律师界领袖——卡特手中的理论武器,他以此挫败了纽约州的法典化运动。之所以卡特以历史法学理论取得胜利,是因为这一理论迎合了法律职业阶层的既得利益,基于现实而否定立法的作用,而且也符合普通法在美国的发展现状。     

论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遥测等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于环境监管实践的程度不断加深,技术赋能已然成为当前及今后开展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成为环境法法典化的时代背景。然而,技术赋能在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的同时也挑战了现有环境法范式:一是新兴信息技术介入环境实践引发了新的不公正现象,使实体性环境正义和程序性环境正义都受到了挑战;二是环境法律规则滞后于治理需求,由于在环境法律规制场景中,以技术代码等为主的"算法程序"能够成为实然层面的"环境法律规则",会导致权利义务失衡;三是环境监管过程中大量运用新兴信息技术,可能出现数据失真、算法偏见、规制俘获等风险,影响环境监管部门在决策、监督、管理及执行等过程中的职能履行效果。随着环境法典编纂提上议程,如何权衡技术赋能的风险与收益成为亟待解决之题。由于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突破了既有环境法范式,出现环境治理场景去人工化和环境法律规制在线化现象,这意味着技术成为环境治理和环境法律规制场域的介入因素,导致环境治理实践面临社会系统和规制系统双重"脱域"之境遇。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不仅要关注环境法典编纂的篇章结构、规范体系等具体问题,也要立足环境法范式转型之时代需求,为研究环境法典的未来样态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要在祛魅技术风险的同时保障治理效能,并逐渐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其一,要塑造新型环境法典理念,重构环境法与新兴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回应技术赋能对传统环境正义所带来的冲击,进而形成能被环境法共同体所接受的共有价值,实现数字环境正义;其二,要结合新兴信息技术改造环境法律规则,实现环境法律规则与技术代码的沟通,并以此为基础创新环境法律规则形式;其三,智慧型环境法典要关注风险预防,实现风险与收益相平衡,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建立智慧型环境风险防治机制,提高事前、事中及事后全流程环境风险防治效能。     

试论经济法责任形式的特殊性

经济法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现象,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自产生之日起,就以其独特的理念、价值观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者为之前赴后继,形成了许多有影响的累累硕果。随着理论的研究深入,经济法的立法实践也相继展开,经济法责任以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必不可少的地位影响着立法实践。经济法责任形式是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化和法典化,是经济法责任的本质体现。     

论民法法典化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律规范,民法典则是市民社会的"宪章"。我国自建国以来,对民法典之制定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改革开放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初步建成,以及学界对制定民法典所作出的理论支持等,都预示着我国民法典制定的时机依然成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呼之欲出。     

制定“民商法律总纲”完善民商法律体系

中国不必制定民法典,而应立足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制定民商法律总纲,并以此为指导完善现有的民商事单行法律,从而建立以民商法律总纲为统帅、以各单行法为骨干的民商法律网络。     

现实基础与因应之策:中国行政程序法法典化之前瞻

当前,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具有诸多有利的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宪法正当程序理念缺失、社会结构不尽合理等现实挑战。为了夯实我国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基础,必须以宪法的有效实施为契机、确立宪法正当程序理念,落实现有行政程序制度,培养全社会的程序法观念;加强实地调研,实现行政程序法理论研究的本土化;保障公民结社自由,努力壮大市民社会力量。     

正确行为与道德困境——赫斯特豪斯论美德伦理学的行为理论

作为当代规范伦理学的主要类型,美德伦理学同规则伦理学一样关注“正确行为”,并提出了相应的行为理论及其论证。根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代表人物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看法,正确的行为是美德行为者在道德情境中将会典型采取的行为;而美德行为者则是那些具有实现幸福或繁荣所需要的内在品质的行动主体。美德伦理学对正确行为的指导,是以源自美德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但又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美德规则”作为基本形态的,而并不主张或认同法典化的决策程序。面对道德困境,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行为指南与行为评价以及可以解决的困境与不可解决的困境,揭示出美德行为者可能面临的四种困境类型,表现出行为者在实际的道德情境中不一而足的行为状态与心理状态。     

中国行政基本法典编纂的理论共识

中国特色行政法法典化是一项拓荒性事业,需要形成扎实的研究基础和充分的理论共识。就名实相符而言,行政基本法典的表述展示了其在行政法体系化中基础性和通用性规范的角色定位,应当成为行政法法典化的统一用语。在党—政关系、政—政关系、政—社关系的时代变迁中,我国行政形态已出现三重拓新,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应当从原则和规则层面对此作出系统规范回应。行政基本法典采行行政权力—权利的双线驱动模式,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具体化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和因应法治一体建设战略安排的客观要求,应当从系统确认和实效保护层面体现对行政权利的切实尊重。我国行政法治发展历经面向司法的外力驱动期、面向行政的行政自制期和面向党政的高位推进期,应当在遵循法规范安定性、行政合法性审查和党内法规国家法律衔接协调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条款扩容、提取公因式和引致性条款技术实现对党政司法资源的系统整合。名称表述、调整范围、逻辑主线和资源供给四重共识的形成,能够助力行政基本法典编纂行稳致远。     

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回顾及立法建议

行政程序"法典化"一度曾是中国学界与实务界的热点,不仅有其必要性也具备可行性。在总结和梳理中国行政程序立法历史的基础上,建议在制定行程程序法典时应:一要明确范围,立足实际力求概全;二要开宗明义,以权利为主兼顾效率;三要分解程序,统筹安排各要素;四要民主立法,警惕立法行政化;五要分步立法,循序渐进法典化。     

1848-1938：美国民事诉讼程序思想的理论考察

1848年纽约州的《菲尔德法典》和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分别是美国历史上两次法典化运动的代表成果。成文化的法典分别遵循了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制度模式。通过对这两部法典制定背景和内容特点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美围民事诉讼程序思想由权利救济程序观向实用主义程序观变迁的路径,而这种程序法典编纂思想的转变,目的在于平衡社会多方面的价值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