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商标法制建设：特色、成就与借鉴

作为新兴的商事法律制度，近代中国商标法制建设经历了西方先进的商标法制与本国传统商业习惯的冲击与融合。在其发展历程中既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同时也在历代政府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商人进行商业活动必须依据的法律规范，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当然，作为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留有一些不足，从而为我们今天商标法律制度的建设带来了启示。     

从判牍《府判录存》看清代中后期关中地区的合伙经营及诉讼

《府判录存》是清人邱煌道光年间为官陕西时的判牍。作为重要的法制史资料,其中收录了大量与合伙经营有关的诉讼案件。从中可看出,合伙经营在小本经营者中广泛存在,大多有合伙协议,并在合伙运行中的经营、清算、债务承担、退伙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合伙组织会因为账目管理、结算清算、合伙事务执行、分伙退伙等原因产生纠纷和诉讼。领本和铺伙这两个概念,也有待进一步辨析。     

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法制通考——以土地制度变革为基本线索

将土地制度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联系起来,并结合目前存世的各类古籍,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法制经历了从西周时期相对完备到明清时期极度衰弱的演变过程,推动力则是土地所有制变革。秦汉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兴起,西周时期与土地原始国有制相适应的环保法制体系开始解体;隋唐时期,新的功能被弱化的环保法制基本成型;明清时期,与高度发达的封建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环保法制已经被极度"虚化"。     

陕甘宁边区的警察教育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中,对边区的警察、保卫干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和培训,很大地改善了警察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警察素质的提高,为边区创造了较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也为日后新中国的警政建设储备了人才。     

多元法文化与法制现代化 --《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读后

法制现代化既是创新的过程 ,又是连续的过程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以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法文化传统为历史起点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一书对于把握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法文化的全貌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同时也为揭示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矛盾和规律提供了丰富材料和相应的理论依据     

儒家民本传统与西方法律文化在近代中国的融合

顺乎民心 ,体察民情 ,可使社稷永固 ,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从此着眼的。在中国历史上 ,尽管有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十分关心民众的利益、民生的疾苦 ,但却并没有体认到民权 ,民本不等于民权。儒家的民本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民权价值有着质的分别。民权与人权是西方文化特有的概念 ;两者相比 ,民权更容易为中国文化所容纳。儒家民本传统既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先进分子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 ,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先知先觉者借以体认、接受西方民权概念的文化支点     

清代高官贪污腐败犯罪及其惩治

高官腐败是清代吏治中的突出问题,大量而隐蔽的巨贪硕蠹在帝国的行政机体内无孔不入,蚕食鲸吞,给王朝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严下吏须问上官".为整饬吏治,清除官场的普遍腐败,清统治者采取严厉措施打击高官贪黩:最高权力直接过问,不避权贵,从重从快.这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腐败的蔓延,清代在康乾年间一度呈现吏治清明的盛世之象.但是,专制制度决定了清代反腐行动的根本局限--反贪政治化、非法制化、形式化,这是清代反贪不力,高官贪腐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与中国私法发展

辛亥革命导致中国的阶级易动及宪政变革,并产生了民法典,中国私法获得了空前发展。辛亥革命后私法发展的特点有两点：一是党政主导推进私法发展;二是社会本位视野下的私法思想。     

论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

元代法制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元史研究中的薄弱领域。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成果甚少,日本曾一度为元代法制史研究中心;近年来,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远超日本,但仍没有摆脱其在元史研究中薄弱的地位,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特征。其不均衡特征与实证史学、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其研究需具备多方知识有关。     

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困境探讨

法学专业的课程学习中,中国法制史是一门重要的基础性课程内容。因为教学观念与教学方式的落后,以及此项课程固有的特点,使得在法学教育过程中,这门课程的教和学都存在着的困境。文中以中国法制史在成人教育的教学困境为研究切入点,分析了中国法制史教学的困境模式,并提出了几点走出困境的方法,为培养综合性专业人才提供探索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