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对我国行政职能运行的影响

行政权力的运行必须适应社会的转型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加入WTO,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式必然要发生深刻的变革,从行政权力主导型转变为社会(市场)主导型.行政职能法律化是一个历史规律.     

论佛教之“罪”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化及其限度

"罪"是佛教的重要观念,也是中国古代刑法史的主题之一。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颇有差异,佛教之"罪"与中国古代法律也有诸多不同,主要体现在伦理价值、功能取向以及惩罚方式等方面,这些差异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吸收和排斥的基础。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的吸收区分普世性与特殊性,并分别对应普遍民众与佛教徒,权力配置、根本性伦理规范则构成这种吸收的限度。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法律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具有很强的模式选择性和包容的有限性,中华法系的一个动态特征可概括为"礼法一体的总体趋势,异域文明的有限包容"。     

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论德治的三种解释

关于德治，有三种重要的解释，也即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它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德治作为德教的问题在于:德治如何能成为与法治比肩的治国方略?在证成德治时，如何能够从关于道德功用的事实判断推出德治这一价值判断?如何证成道德建设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如何证成国家介入道德建设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德治作为德政的问题是:德政已是人类社会的常识，似乎没有必要借助于德治的概念来推广，而且它无法很好地解释人们提出德治理念时心中已有的德治与法治的背景关系。德治作为道德法律化面临的挑战是:它可能会危及人们自由选择自己道德生活的权利，毁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扰乱人们的道德认知与评价，并使得法律必须满足的一些要件难以实现，影响法律规则的合理性。     

试论汉代纲常与法律的互动

汉朝运用法律手段推行伦理精神，将宗法纲常伦理直接转换为刑律条文，亦即今人所说的“道德立法”，它是中古伦理政治下法律实践的突出特点。法律的伦理化，则使得亲情伦理的温情渗入法律的严峻之中。同时，朝廷运用法律的力量，将君主权威和臣道伦理原则渗透到行政管理之中。这便是行政伦理的法律化。上述纲常与法律的互动现象，是汉代伦理政治的重要体现，封建政权通过调整法律关系和纲常关系，实现对官吏集团乃至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     

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法律作用

公民道德建设是提高民族素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抓不懈.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我们应将公民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发挥法律普遍性、明确性、强制裁性的优势,在新形势下加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力度,促进、保障公民道德建设健康发展,从而将公民道德建设推向新的更高的水平.     

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

中国正处于历史大变革时期，这个变革是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开始的，是伴随着体制大变动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展开的，它相应的带来了信仰危机和腐败，使改革的进程倍加艰辛。因此必须以德治国，重塑国魂。研究和弘扬红岩精神，把红岩精神变成新时期的伦理道德原则，并使其法律化、制度化、政策化，是实现以德治国的重要任务。     

道德法律化:一个虚假而危险的命题

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水平整体滑坡的现状 ,有学者提出了“道德法律化”的应对策略。这种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 ,在逻辑前提上存在着无法弥补的漏洞。从事实层面上看 ,“道德法律化”是一个虚假命题 ,是对“法的法律化”的误解 ;从价值层面上看 ,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 ,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几个理论问题

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法律化和在香港的实现形式，其理论基础是邓小平理论。香港基本法以其本身的性质和特殊地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即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把大陆内地的社会主义法域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法域有机连接起来，使其统一于中国的一元法律体系之中。     

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道德制度化、法律化,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是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加强制度伦理建设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加强各个领域的道德规章和法律建设,同时又必须将道德的制度化、法律化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内。     

德国灾害救助及社会工作介入

一、德国的灾害救助体系 德国在应急管理方面制订了一系列的专门法律、法规，保障应急管理工作的制度化、法律化。德国联邦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对灾难事故的处置作了明确规定，各州也都制订了专门的应急管理法律，以法律形式规范、指导、协调社会各方面应对灾难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