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构建

通过对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反省,探讨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问题。认为水污染事件背后是分处松花江上下游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之间基于“相互性”而长期存在的利益冲突,构建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是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框架包括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补偿资金的筹集、流域生态补偿管理机构以及补偿资金的支付等内容。     

流域治理理论视角的国际河流合作开发研究: 研究进展与评述

国际河流的合作开发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国际河流水资源的跨界特征和共享特征使得国际河流的合作开发必须始终面对利益的多元化和治理的整体性之间的矛盾。流域治理理论因关注跨界问题而经常被运用于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问题的研究,两个领域的交叉研究可以从3个方面梳理并分析其中的研究进展,即:流域治理理论在国际河流合作开发中的适用性、流域治理理论视角的国际河流合作治理主体分析、流域治理理论视角的国际河流合作政策与机制研究。这3个方面的分析与评述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流域治理理论与国际河流合作开发的研究交叉特征及发展方向。     

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的路径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是河流综合治理的发展方向.湘江流域水权交接能够有效解决水资源“行政外部性”矛盾,生态补偿可以解决水资源“经济外部性”问题,两者的有机结合的水权交接补偿机制是湘江流域综合治理的有效手段.设计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还需要针对湘江流域特点,在界定交接点的基础上找准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与方式,才能有效运作.     

美国水资源管理模式研究及思考

美国的流域治理模式是结合本国的发展实践不断总结和完善并自成体系的。虽然实际状况有所不同,流域治理模式也各有特点,但是美国的流域治理成功经验对于我国流域治理提供了现实的参考依据和学习模板。所以,美国流域治理的典型案例对我国水资源综合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辽河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华文化关系论

辽河民族精神鼓铸了辽河文化。辽河文化具有明显的早发性、很强的兼容性、卓越的独创性、持续的向心性、不断的赶超性。辽河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冲击与融合,激活了中华文化中的积极因子,遏制了文化混沌和政治腐败的趋势,净化了世俗委靡、怯懦、虚伪和狡诈的品格,叠加了民风强健、清新、豪爽、刚直、勇敢等异质因素,造成了中华文化的复兴、更新,使中华文化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整合与发展,走向新繁荣。     

夏末葛国考

古之葛国 ,又名有洛 ,地处漳水流域 ,春秋时乾侯所在 ,今日河北磁县———成安一带 ,为汤之同族而异支 ,葛伯很可能还是同姓中拥有宗主权一类的氏族长老。夏末 ,葛国大兴土木 ,民不得休 ,以至农失其时 ,饥馑无食 ,汤借口葛国不祀 ,诛其君而吊其民 ,实现民族统一 ,为代夏做准备。后世以汤伐葛为行仁义之师的典范 ,纯是儒家之造作。葛与亳为近邻 ,是以首为商汤所并合     

中国江河流域管理体制的改革模式及其比较

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是流域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近年来,在这一方向指引下,中国各江河流域纷纷探索具体的改革之路。文章选取珠江、辽河、长江三大流域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它们分别以“平等协商”、“统一集中”和“有选择性集中”方式实现流域管理与区域行政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改革特色,进而总结了这些改革中的共同趋势与经验：即因地制宜设立流域管理体制、完善配套法制、提升流域管理机构的作用与地位、搭建多方参与的平台机制。这些经验能为全国其他流域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和示范。     

明代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在明代发生了巨大变迁。明初,在卫所驻军、移民垦荒等因素作用下,大量外来人口迁入,虽有部分人口外迁,但总人口规模逐渐恢复。明中叶后,河谷平原的土地开发与商品流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外地人口的迁入,促进了流域人口的继续增长。受地理环境的不同制约,流域内部各地的人口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而影响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     

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简

作为我国气候变化最为敏感地区之一的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复杂多变,文化格局亦不稳定。“文化一统”到“多种文化并立共存”交替发展。农业经济起源较早,且因环境改变而逐渐占据主体地位。人类为了追求食物资源最大富集地,迁移成为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常见的方式。迁移的频率与聚落使用时间的长久也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全流域洪水大考三峡

7月24日,长江朝天门水位187.92米,形成1981年以来最大的洪峰水位,峰值达每秒7.12万立方米,相当于28条黄河同时来水,流量超过了1998年洪水峰值和2010年7月的每秒7万立方米特大洪峰,是三峡水库建库9年来面临的最强洪峰＂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