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面桃花”的衍变

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经孟的《本事诗》一落实、渲染，人面桃花的故事遂广为传布。宋金元时期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今不得见；就明清时期此题材的戏曲创作而言，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谨守《本事诗》规模，情节简单，重，点突出，注重人物心理刻画，但有单薄之嫌；一是增添人物事件，内容繁复，排场热闹，但却愈来愈远离人面桃花故事的重心，甚至喧宾夺主。这是人面桃花故事题材本身的某些先天性不足所致。若变换一个角度观察，则后一类剧本中之喧宾夺主者，实际上已经变为另外一种剧作，也自有其独立存在之价值。     

清时对钗黛形象的阐释研究——钗黛形象接受史研究系列之一

清代评论者对钗黛形象的理解与阐释,是<红楼梦>无限发展的接受链条上的第一环,他们对钗黛形象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人理解的基础;他们对钗黛形象理解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以及在评论过程中流露出的强烈的主体心态,其背后复杂的原因值得我们探究.     

毛泽东品评诗歌的理论与方法

毛泽东品评诗歌,主张"先钻进去",然后"再爬出来",做到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将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结合起来;他认为"诗有达诂",赏诗者应"以意为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赏诗过程,也是一个诗境与赏诗者心情相统一的过程,即寻觅知音的过程.     

两晋般若学与小乘佛学之渊源

两晋时期的般若学以“六家七宗”为代表,但是“六家七宗”都被认为对般若学的理解有偏颇,这也就是僧所说的“六家偏而不即”。许多学者认为“六家七宗”在理解般若学方面“偏而不即”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此时般若学受到了玄学的影响,其实两晋般若学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小乘佛学的影响,这无论从当时的佛学历史脉络上,还是从思想脉络上都可以找到其线索。     

略论苏轼与尹善道

苏轼与尹善道都集政治家、学者、诗人三种身分而著称于世,都有出仕—流配—隐遁之人生经历。儒佛道三教合一思想是苏轼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而儒家处世观使尹善道始终如一地坚持山林与朝廷一体论,这正是尹善道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诗骚传统艺术精神的绵延--论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

注重抒情的中国古代诗骚传统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影响了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创作。本文从小说的结构、审美、语言以及抒情性四个方面来考察这种影响。     

试论清代民族法制的特点

本文从现代法理学和法律社会学的角度观察清代民族法制情况 ,指明清代民族法制在立法方面具有形式多样化、立法原则因俗化的特点 ,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二元性和逐步内地化的特点。     

论清代前期湖南的仓储制度

清朝前期 ,湖南境内普遍建立了以储粮备荒为目的的常平仓、社仓和义仓。此期 ,封建国家制定了严格而全面的仓储管理章程 ,湖南的官民也重视修建仓储。因而 ,各地的仓储在缓解社会灾荒危机中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实际上也是地方封建势力有效控制社会的一种微观反映     

乾隆皇帝茶诗与中国茶文化

中国封建帝王的生活方式多与茶结下不解之缘 ,其中乾隆皇帝《御制诗集》收录有近 2 0 0首茶诗 ,为中国历代茶诗之最者。文章从乾隆皇帝茶诗说起 ,纵论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 ,开拓了中国茶诗与茶学研究的文化视野 ,认为茶诗是中国诗文化与中国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是中国文人饮茶之习的生活情趣和审美理想的诗化 ,是中国茶文化美学的艺术结晶与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