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所见古代法中的司法理念与道德精神

从古史重建的角度看,清华简可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清华简所载多为殷周时期的史事,史料价值可与《尚书》相媲美,一些文献不仅可以印证《尚书》等先秦古籍或周代金文的记载,甚至还能弥补相关记载的不足,并能纠正相关记载的错误.清华简对研究上古法律思想史也有重要意义.“求中”即寻求中道,反映了一种治国方法,“得中”即实现中道,反映了一种政治价值的实现,而中道观念在司法领域的表现是“中罚”,它体现了一种司法公正的价值.“明刑”或“慎刑”说强调了慎用刑罚的政治意义,它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明刑”也是周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的一个司法原则.“明德”或“敬德”说强调了养成谨慎之德的重要性,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道德,更是一种司法道德,具备明德的官员从事司法审判才会有司法公正.“天命”现是周代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立法和司法的合法性也来源于天命;但周人又强调“以德配天”,只有有德之人才有资格获得天命——其背后的含义是:道德是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立法和司法步入正途的决定性因素.总之,“天命”说为周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神圣根据,并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法律传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清华简《耆夜》考论

"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从“殷质”到“周文”:商周籍田礼再考察

周公作为元圣,过去学界多认为西周礼乐的制作,始自周公。清华简《系年》明确记载周武王创制籍田礼,创制的目的是以收获物祭祀上帝,抢夺祭祀权,实现天命的转移、政权的更迭,则西周礼乐的制作,在武王时代已经发轫。和"公田"对应的概念是"私田",籍田属于祭祀田,与公田的性质明显不同。《系年》称帝籍为"千亩",《令鼎》称"諆田",名称的差异,说明西周籍田不止一块,而是存在众多块。千亩为天子祭祀上帝之专名,晋国作为诸侯国,不可能享有祭祀上帝之礼,自然也没有千亩之地名。千亩在周武王时期才有其名,所谓千亩在夏朝末年自山西传至镐京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宣王千亩之战与晋穆侯千亩之战当为一次,其结果不同,可能与史官取材的视角、所持的立场有关。从商代设立籍田,商王亲自观耤,到周武王创制籍田礼,天子亲执耒耜,展现的是质文代变,由"殷质"到"周文"不断转进的文明历程。     

论清华简《治邦之道》的墨家思想

新近面世的清华简(捌)《治邦之道》,整理与研究者均认为合于墨家思想。细绎该篇简文,"治邦之道"这一题旨力斥治国"在命"的观念,既印证《墨子》一书《非命》篇的非命强国论,也符合《七患》等篇所述忧患意识及国家治理的切实问题。《治邦之道》主张"兼利而爱",胪列节用之法,吻合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治道,与倍人、节葬、反质诸说同符合契。其倡导冲决血缘贵贱的"使贤、用能"之法,倚重才能经验为任贤标准,设计官员考核方法程式,亦匹配《尚贤》篇异于儒家"举贤"的贤能政治理念。《治邦之道》确为深富墨学特征的珍稀文献,亦不啻探寻儒墨辨异的崭新门径。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     

清华简《蟋蟀》与《唐风?蟋蟀》异同考论--兼论清华简《蟋蟀》的主题

比较清华简《蟋蟀》与今本《诗经?唐风?蟋蟀》，可以看出两诗颇多相似之处：从语言文字上看，《唐风?蟋蟀》有近2／3的文字、近1／2的语句与简文《蟋蟀》相同或相近，说明两诗之间具有渊源关系；从地理背景上看，两诗分别出现于西周时期的宗周、晋国，都运用西土地区一些约定俗成的语言，凸显了西土地区相同语境下乐歌的特色，流露出保家卫国、乐生恶死的思想；从创作时间上看，简文《蟋蟀》产生时间较早，《唐风?蟋蟀》作于西周后期周宣王时期，《唐风?蟋蟀》是在简文《蟋蟀》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但两诗在句式、用韵、人称、起兴和主题等方面也存在较多差异，尤其是在主题上，简文《蟋蟀》凸显的是偃武厌战的思想倾向，流露出闵伤士卒庶民的人文精神，《唐风?蟋蟀》主要表达时不我待、及时行乐的思想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