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歌"新论

“艳歌 (艳诗 )”并非一个俨然色情诗似的恶谥 ,而是中国古代诗苑中的一个品类。它来源于楚地民歌“荆艳” ,本义是“词关闺闼”、事涉男女的诗作。     

论“清商”成为妙曲代称的原因与意义

“清商”最初是专指性的音乐术语。它成为妙曲的代称,完成于汉魏之世。“清商”内涵的这层演变,主要与当时的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器乐与人声相结合的歌舞乐开始盛行,二是时代普遍缺乏较为精确的乐律知识。本文的探讨说明,是“清商”而不是“清徵”、“清角”成为妙曲的代称,反映的正是汉魏时期音乐史的发展轨迹。     

中古乐府诗“四时歌”的音乐生成——兼论作为方法论的乐府诗四时意象

中古乐府诗中的"四时歌"是一组包含四种调高(或调式)的套曲,"四时歌"即是"四调歌",具体而言,"春歌"即"角调歌","夏歌"即"徵调歌","秋歌"即"商调歌","冬歌"即"羽调歌"。南朝音乐文学中,由于"五音配五行""四音配四时"等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精神的支配,同时由于礼乐制度上重建汉代"四时迎气"郊祀礼乐仪式的需要,"郊祀四时歌"率先生成,并且使得"四时歌"演奏模式成为经典的雅乐演奏模式。随着吴歌西曲逐渐进入宫廷,《子夜》《白纻》等民歌形态的歌曲借助"四时歌"雅乐演奏模式完成了雅化,形成了"清商新声四时歌"。"十二月歌"演奏模式是对"四时歌"模式的进一步扩衍。从南朝到隋唐,乐府诗中的四时意象和四季描写,与"四时歌"的演奏模型以及"四音配四时"的审美文化心理息息相关。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于我们解读当时的乐府诗的音乐信息,提供了相应的考察依据。     

新常态视野下新型政商关系构建——基于“亲商”与“清商”的双重视角

良性政商关系的构建对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发展影响尤为深远,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新常态下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需要政府从"亲商"入手,落实官员"亲商"行为规范、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府、注重企业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在实现"亲商"的过程中,强调在"亲"的基础上保持"清"的界限,通过构建政府官员"清商"行为规范、完善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创建平等有效沟通渠道、透明交流过程以及加强中小企业权益保护等方式,塑造政企"亲上加清"的互动模式。 更多还原     

清前期日本对清商生活管理制度初探

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中日贸易过程中,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清商滞留长崎从事贸易,为安排和管理他们在长崎港内的生活,日本官方制订出一整套灵活多变的清商生活管理制度。同时根据中日双方贸易形势和本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对其进行适时的调整,从起初的差宿制度到后来的宿町制度再到最后的唐馆制度。这些制度对管理入港清商的生活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整个清前期中日贸易的维持和延续也是一个重要保障,体现了日方对当时的本国情况和中日贸易态势的理性思考。     

清商乐及其管理考论

清商乐是汉代相和曲在六朝时期的发展,属清乐系统.学术界一般认为清商乐兴起于东晋以后,而事实上东汉已有"清商"之名,曹魏时已呈流行之势.因清商乐以清乐音阶的夹钟律(清商)为官,故名之.清商三调是清商乐最富有标志性的艺术特征,但学术界也存在误解和争议.由于清商乐发展迅猛.六朝各代皆以专门机构管理之,清商署因此而设立.清商署始设置于曹魏之时,后代或沿或革.由于清商乐获得了六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和科学合理的管理,故能健康地发展.     

试从“吴声”和“西曲”看六朝城市商业的繁荣

六朝时期，由于长江流域的开发，江南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涌现出了一批港口城市。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大量描写商人及商品经济的民间歌谣。这些歌曲主要集中在乐府诗《清商曲辞》的《吴声歌曲》和《西曲》中，因此“吴声”、“西曲”不仅在文学上具有重大的价值；在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史料方面，其所蕴藏的信息，也很有探究价值。     

17-19世纪越南会安华人信仰与社会关系初探

越南会安是17-19世纪越南中部著名的华埠,17世纪中叶明清鼎革之际,闽浙遗民迁往会安定居,构建了明香社。自18-19世纪,大批闽粤清商先后来此经商定居,他们以五帮会馆为中心构建了独立于明香社的社会体系。无论是明香社还是清商,都建立了数个神圣空间,构建了具有海外华人社会特点的信仰体系。信仰、祭祀与华人社会的构建和活动密切相关,一方面华人社会通过建立神圣空间来实现其社会发展、生产稳定、商业发展等目的,另一方面神圣空间的内涵与形式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一再成为华人社会的联结纽带与重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