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刻韵学大成》看明代丛书刊刻一现象

明代刊刻了大量的丛书,这些丛书一方面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又存在着某些明人刻书陋习。本文对收在《格致丛书》中的明代韵府类书籍《新刻韵学大成》的真实面貌进行探求,证明《新刻韵学大成》和《韵学事类》实为同一部书,从这一点引发出明代刊刻丛书的弊病———“变幻名目,割裂首尾”。     

清代湖南王夫之著述刻书

王夫之著述及身而刻者仅《薄乞涛园初集》一种。清康熙三十一年王夫之去世后,其次子王敌开始整理刊刻船山著述。至清雍正九年,王敌湘西草堂共刻船山著述二十余种,今尚存实物者有十六种。清雍正、乾隆间未闻有刊船山著述者,特别是乾隆期间,船山著述多遭禁毁,直至嘉庆、道光后,才得以重新刊行。同治、光绪间形成了一个刊刻船山著述的高潮。民国期间虽仍陆续出版船山著述,但已不再雕板,而多采用石印、铅印。     

标句词与句子三个敏感位置

标句词作为生成语法中重要的功能中心语,是句子功能实现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在句中的位置主要体现在句子三个敏感位置上：句首、句尾和谓头。标句词与这三个句子敏感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原因在于这三个位置本身就是全句功能范畴的敏感位置。     

语言的强势成分与弱势成分

每种语言都有一个自给自足的语言系统,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相互协调,共同起作用,使用者很难感受到哪种成分更强势或哪种成分更弱势.但是,在方言与普通话两个语言系统相互碰撞并发生变化的过程中,这种语言系统中不同成分的强势和弱势之分就显现出来了.同语言存在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一样,语言成分也存在强势成分和弱势成分.从普通话的角度看,强势成分是方言区的人容易掌握的成分,弱势成分是方言区的人不容易掌握的成分;从方言的角度看,强势成分是语言中不易放弃的成分,弱势成分是容易放弃、变得与普通话一致的成分.     

从商周“告(诰)”刻辞看诰体起源及其文体性质

通过考察甲骨刻辞的“告”字相关用例,可以发现殷商中晚期已经孕育了后世诰体的雏形与早期文体意识,并且可能分化出专门的字形与一般意义的“告”相区别。殷商时代的“告(诰)”辞大多与祭祀、兵戎等国家大事相关,对所告之事、所告对象亦表现出明显的重视与关切。即便到了周初《大诰》等诰文,其倾诉对象逐渐从神明先王转向诸侯臣子,这一真诚恳切的基本态度亦未发生变化。由此,诰体的文体特征应确认为殷殷告慰、款款告托、谆谆告勉,而非严肃训诫、严格约束、严厉惩罚,这也是诰体与训、命、誓等其他文体最本质的区别。所谓“五诰可以观仁”,从诰体的发展亦可清晰见出有周一代“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建构。     

明刻南宋类书谫论

现存南宋类书的版本,多为明代刻本和抄本,部分南宋类书宋元本已失传或残缺,唯赖明本方得传世。明刻类书虽多有增删改易之处,集中体现了明代刻书的诸多弊端,但同时,这种版本缺点,也正体现出其实用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开放性和活力,也启发今人重新思考文献歧变背后的思想文化史背景。     

《中国版刻图录》宋金元刻本勘误

《中国版刻图录》是一部反映了中国历代版刻艺术的集大成之作,这部书对版本鉴定工作、书籍印刷史的研究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应当注意《中国版刻图录》还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本文以《中国版刻图录》(1961年第二版)为依据,对其宋金元刻本部分进行勘误。     

波兰亚盖隆大学藏万历版《甘珠尔》

波兰亚盖隆大学所藏《甘珠尔》源于德国人尤金·庞德。他于1881-1888年间在北京收集了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物,运回柏林。二战期间,《甘珠尔》等文物被运到波兰克拉科夫,藏于亚盖隆大学图书馆,至今少人问津。这部《甘珠尔》有108帙,每册均有永乐皇帝所制序言,包括了不同时期的印本。这个版本的《甘珠尔》,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存量极少,弥足珍贵,具有极高的宗教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词语模“X虫”分析

“X 虫”词语模创造的词群在现代汉语中有五种意义类型，从“X 虫”词语模模标、模槽、词族、造词理据等方面对“X 虫”词 语模进行全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