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伪造”的扩张化刑事治理风险及其限度

"深度伪造"是生成对抗神经网络(GANs)对视听数据进行相应比例的交互,自我对抗、自我优化的智能技术。其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制造、传播虚假信息。"深度伪造"在虚假信息的类型认定、算法传播的次数规定、主观明知的情形界定、GANs抓取视听数据的行为定性四个方面存在扩张化刑事治理风险。为限制此类风险的扩张,司法者应当以法益关联性区分看待"深度伪造"的违法犯罪信息,去除算法的自动化传播次数,将"深度伪造"的主观明知情形限定为直接故意,并对GANs自动抓取非身份认证信息数据的行为作无罪化处理,以契合"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限制性理念和一体化规制模式。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困境分析与出路探究

网络暴力行为因具有群体性、煽动性、欺凌性等特征而与传统暴力行为有着根本的不同,且会带来相对更大的人身财产危害。为了有效遏制网络暴力现象,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国家网信办在2019年12月颁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强调对网络暴力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然刑法中有侮辱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等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因是以传统暴力行为方式为规制对象而与网络暴力的行为特征并不兼容,在实践中难以用来对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为有效治理网络暴力现象和实现对网络犯罪治理的"科学立法",应将网络暴力现象纳入相关法律治理体系中予以立体化的现代化治理,包括在刑法上将那些难以归入现有犯罪规定中的网络暴力行为,增设为网络暴力罪,以解决对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的刑事违法性问题。     

税收筹划税法规制的适度性

税收筹划中各方主体复杂利益的并存、冲突和变易,集中体现为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对立和协调,并往往导致税收筹划税法规制中的法律"失度,"进而激发税法制度及其运行由"失度"走向"适度"的变革需求。从总体上看,税法对税收筹划的规制呈现"失度-适度"的二元化状态;从税法理论上分析,这一规制状态根源于"个人营利性"与"社会公共性"的基本矛盾。国家追求税法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度性,就是要平衡协调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尽量缓解和消除这一基本矛盾,以期实现税法对国家财政权和国民财产权的均衡保护。惟其如此,才能构建起新的税收筹划规制分析模式,方才推动中国税收筹划规制制度不断创新。     

环境规制,企业演化与城市制造业生产率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从企业演化的视角,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年〜2008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经济效率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剖析了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减排指标城市,在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实施后,高减排指标城市的制造业TFP平均提高8.8%.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存活企业TFP和阻止低TFP企业进入的途径提升了生产率,但短期内也导致高TFP企业退出比例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本研究对促进地方政府厘清环境规制和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试论公共服务民营化中的政府责任与协同规制

公共服务民营化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平衡，急剧转化为这样一种模式：政府的作用日益缩小，市场力量的发挥越来越重要。然而在现有的理论中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关于在公共服务民营化中，政府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如何承担的理论。本文分析了公共服务民营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探讨了政府在其过程中承担的责任，以此为基础，探索出了一套适合民营化发展的理论，即民营化的协同规制模式。     

非营利性民营机构发展的法律规制——以非营利性改制医院为例的分析

我国非营利性民营机构增长迅速,在近年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浪潮中,也有大量公益性机构实行民营化改制,以非营利性民营改制医院最具代表性.因缺失统一的改制规范,全国各地改制结果大多埋下了非营利性定位与出资人权益保护之间矛盾冲突的隐患,并引发一系列司法纠纷,法院裁判的立法和理论依据不足,也很难做到案结事了,甚至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应进行深入研究.承认此类机构出资人离职时享有部分增值权益,甚至可以转变为营利性的公司企业,也许是突破规制困境的可行路径.     

企业环境责任的法律规制

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从基本原则的确立到具体制度的设置，对企业承担责任方面已有明确规定。然而，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企业环境责任的法律担当，以期更多的企业主动承担环境保护之责。     

论我国公共产品政府定价行为的法律规制

随着人们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增加，对公共产品实行法律规制已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公用事业是全社会的基础产业、公益事业。在市场经济时代由于市场失灵与自然垄断促使了政府管制公共产品价格，这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积极性和正当性。但政府管制公共产品价格亦会产生政府失灵等现象，它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了消极性与负面性。     

个人信息保护：侦探业的自律与刑法的规制

最近，北京电信企业员工出售客户个人信息给私家侦探用于讨债和婚外情调查而被诉一案引起媒体和各界的关注。因非法从事讨债、婚姻调查等活动，私家侦探张荣浩等人和通信公司员工共14人在北京朝阳法院受审，共涉嫌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等5项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