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与社会——以临汾“丁戊奇荒”为中心之考察

本文旨在运用各类史料,对大旱灾、瘟疫、狼灾、鼠患等自然灾害加以描述,说明此次灾荒的强度,进一步揭示丁戊奇荒在临汾地区危害的严重性,及其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巨大冲击。这次灾害导致粮价上涨,粮食奇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人口大量减少,大量女性被抛弃,被贩卖。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心不稳。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特点如下:一是传统赈灾手段滞后,二是资金来源日益社会化,三是地方救灾任务加重,四是重视对灾时社会秩序的维持与重建,此外则是遇灾时多有振兴赈务之举。总体上说,官赈救济效果不佳,此中原因首先在于光绪时期,清政府经过太平天国的打击,已元气大伤;再就是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不力。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浙江灾荒与乡村民变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浙江灾荒频仍而严重,成为乡村民变的重要诱因。报荒、闹荒、闹漕和抢米风潮日趋高涨,从一个侧面说明辛亥革命前的浙江已处于革命前夜。     

近代兴安盟、呼伦贝尔盟的灾荒研究

：近代以来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自然灾害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由此引发的灾荒层出不穷。兴安盟和呼伦贝尔盟地区的灾荒情况无论是数量、规模、烈度远不如其他两个东部盟市，而且灾害发生的原因也不同于赤峰和通辽地区。     

明前期北方灾荒与乡村建设

在农业开发背景下,明前期北方乡村社会保障与农业生产条件的缺失,造成北方地区有灾则荒与乡村社会脆弱化的后果,灾荒一体化成为北方地区具有普遍性的自然-社会现象,北方乡村社会实际上成为"灾荒社会".灾荒、人荒、地荒等"三荒"形成事实上的地理耦合.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社会原因探析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现象异常突出,虽与当时整体气候背景及河南特殊的地理特征相关,但灾荒背后的社会原因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其主要表现为:一、防灾手段滞后,具体体现为水利、仓储失修,森林植被之学不讲;二、抗灾能力低下,豫省人民因承担重赋、重徭及重捐之外,加之境内匪类猖獗,生活贫苦,遇灾即贫,颠沛流离;三、救济不力,清政府因光绪年间财政匮乏,吏治、河工腐败,对灾民救济不力也加重了灾荒程度。     

清朝前期湖南灾荒频仍的原因探析

清朝前期虽然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稳定，但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对山地和洞庭湖的过度围垦，降低了洞庭湖对洪水的调蓄作用，加之吏治腐败、清初的战乱及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粮价等社会原因，致使湖南地区灾荒频仍，民不聊生。     

清代鄂尔多斯地区赈济政策的实施与影响

清代中央在鄂尔多斯地区制定了完备的赈济政策,从自然环境、社会背景和政治体制上分析,可以找到实施赈济的原因。《理藩院则例》将蒙古地区的赈济政策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说明和完善,这成为蒙旗受灾区接受赈济的依据和保障。该区的赈济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受灾旗牧民自救为主体。康乾时期,赈济政策的积极影响占主导;嘉道以后,其弊端日益突出,政策背后的隐患逐渐浮出了水面。     

1928-1930年陕西大旱灾期间天主教组织的慈善救助活动

1928年至1930年，正值蒋介石与冯玉祥争夺西北之时，百年不遏的特大旱灾降临在西北地区，其中陕西省受灾最为严重。在此次灾荒中，不仅南京政府和社会民间团体积极参与赈灾活动，陕西天主教也在当时及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参与了赈灾救助活动，开办了孤儿院、养老院和诊所。这给予了陕西灾民一定的帮助，并对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道义、灾荒、民变——长沙抢米风潮新探

道义、灾荒、民变等"合力"共同催生了作为辛亥革命前奏之一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并很快由长沙波及至全省,甚至是临近的省份。此次民变发生的"多元合力"主要有二,即"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其中:"内在理路",是指"道义"(斯科特语)和焦虑、怨恨等情绪;"外缘影响",即指湖南连续的"天灾人祸"。在二者的共同参与和催化下,饥民放弃以往的"低姿态"斗争方式,而采取"前台"形式的斗争,催生了湘省民变。此次民变,是对晚清社会控制的一次检阅,亦为后来的社会安全问题提供了"以史为鉴"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