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气论哲学的逻辑结构与定位

理气关系是王夫之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船山批评朱子学把＂理＂看作是气之外的另一物,指出＂气＂才是宇宙中唯一的实体,理只是气之理。虽然理气为一体,但船山并没有放弃或取消理的超越性、本体义,而是在一＂气＂之中作了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区分,体现了其一体二分、＂两端而一致＂的辩证思维方式。最后,船山提出理气相涵、互为体用,认为理气的本然状态即是＂太和＂。基于以上认识,船山气论哲学应属于＂理气合一＂论,而非气本论。     

王夫之与图书编撰学

王夫之共撰写了100多种著作。见于著录的则有88种,计391卷,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学等诸多领域。历来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学者也大多将重点放在上述几个方面。本文试图另辟蹊径,简要论述王夫之的图书编撰学思想。一、关于史书编撰对于史书的编撰,王夫之首先鲜明地提出修史的宗旨:“述往以为来者师”。他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①编撰史书的最终目的是要经世致用。历史著作不仅要详细地叙述历史的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要让后人从史…     

王夫之民族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

人们在研究王夫之与曾国藩的关系时,往往集中在哲学、政治、文化等思想理论的渊源流变方面进行探讨,却很少涉及更具有时代特色和实践意义的民族思想方面。甚至有些人因为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而视其为“汉奸”、“侵略者的代理人”,并因此否认他具有民族思想。由于曾国藩没有关     

王夫之《噩梦》稿本讳字探析

楷书《噩梦》,原文共24 629字,残去129字,是现存不多的王夫之手写文献之一。从用字角度看,《噩梦》遵从崇祯三年颁布的国讳,避了“照”“常”“洛”“由”“校”等字,避了“朝”“聘”等王氏家讳,不避清代国讳“玄”字。这真实地反映了王夫之避讳的具体情况,也反映了王夫之坚守明代遗民身份的书写状态。     

出入于《咏怀》——王夫之拟阮诗探究

王夫之拟阮籍《咏怀》,效其形貌而抒发君子贞固之心。八十二首拟诗大都模拟阮诗体格，除仿照原诗句法、章法外，还效法其深远蕴藉、寓婉于直的抒情风格和以兴喻理的说理方式，多比兴寄托。他虽有意效仿原诗起兴的景物事理，创造与原诗相通的情景，却多能自写怀抱，抒其贞固恒定之心，表现自己以义安命、守志不移的立身处世之道，与原诗异趣。虽然怀抱有别，然其“高朗之怀，脱颖之气”又与阮诗暗合，可谓出入于《咏怀》之间。     

王夫之文武关系论举要

王夫之的文武关系论，不脱离具体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而处处渗透着现实观照、宏观通论与哲学思辨。就基本态度而言，他强调在民族政治体内部，军事力量应统属于并服务皇权，而在朝廷腐败、危及衣冠存亡的关键时刻，则应优先考虑夷夏之防的千古通义，肯定武将僭越自立或割据自雄以保民保族的积极意义。他特别注重文武分途的不可逆转与军事发展的专业化趋势，从文武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武功与国势的衰微之由与强盛之道。王夫之认为在政权并立之际，弱者的和谈策略运用得当只能应强敌于一时，切忌“空谈无实，坐废迁延”，加强军备与人才培养的实干才是根本之道。当政者必须切记“夷狄相攻非中国之利”，要扼杀敌人兼并弱小、做大做强之势，避免文教与谋略外传。可能存在“一时之害”的开疆拓土对于文教扩展具有长时段的积极意义，而历史文化认同对于统一大业亦不可或缺。     

王夫之诗论中的镜喻

王夫之诗论中的镜喻可分为三类:心镜取影、两镜相照和一镜空函。这些镜喻受到了华严宗哲学中"圆融"思想的影响。心镜取影是以诗中主人公的心为镜照见万象。两镜相照则是多角度、多层面的相涵相摄,时空、情景、物象、哀乐等都能成为互照的两镜。一镜空函是用一面镜子收纳一切来比喻大开大阖的笔力或诗歌整体意境。王夫之诗论中镜喻最终都归结于要求诗歌达到自然浑融的境界,而没有人工刻写的痕迹,这与华严宗所说的"圆融"境界非常相似。     

明清实学思潮的理论创新与本体论特点

从明中晚期到鸦片战争前后的本体论学说主要表现为对宋明道学本体论的批评和对新的本体论形态的探求。犹如西方哲学史中本体论的现当代转化一样 ,思想家们在扬弃“道”、“理”、“心”等僵化的本体过程中 ,力图对相当于海德格尔的“此在”的“主体”进行界定。他们不把本体当作圆满的先验预设 ,认为道德学首先应该使自身成为知识学。这种本体论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本体思想的近代转化     

王夫之正统论与遗民生命意义的建构

作为十七世纪立场最坚定的明遗民之一，王夫之在其正统思想中植入了遗民群体对生命价值与使命的深刻思考，并重估了正统论中若干关键性概念。他首先强调华夏治道与民族身份、特殊地理空间的对应关系，确立易代之际遗民存道的必然性。同时又在一个大的历史视野内，重新评价了统一和善治之于王朝正统性的意义，消解了清朝对士大夫群体在合法性上的吸引力，最终在正统复兴与遗民存道之间建立起关联，为遗民群体的存在构建了生命意义。     

试论通史与普世史的区别——以王夫之和鲍修哀的史学著作为对象

鲍修哀是17世纪法国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是他在历史学方面的代表著作。自20世纪初以来，国内不少译著和研究论著都将鲍修哀这部书的书名译作《通史论》或《世界通史》等，这是不太合适的。刘家和曾指出，中西之间有着重通史与重普世史的特点之不同。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也就是说，西方思想中的Universal history（普世史或普遍史）与中国的“通史”概念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中国的“通史”思想其核心在于“穷变通久”，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以王夫之为例，其史学著作虽属史论体，但特别注重对古今之变以及历史变化的辩证发展和深层原因的揭示，尤其是对变与常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其成为继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通史精神”的又一典型代表。作为与王夫之大体同时的鲍修哀，他的史学著作虽然在内容上涵盖古今广泛的时间，但指导思想却是基督教普世史的神学观念，把历史变化归于神意，未能体现出“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这是中西传统历史观念中的重要区别。